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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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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無大學生”的規定乍一聽，著實頗“雷”。一則，此說法極易讓人聯想起當年“工農兵上大學”所要求的“三代貧農”，也難怪有網友嘲笑人大此舉讓人恍然重回講究“根正苗紅”出身的年代；二則，如此限定，似乎有將不少成績優秀、但不符合條件的農家子弟排除在外的嫌疑，與唯才是舉的選才宗旨相悖。
但作為校方，恐怕也有充足理由——須知，該項政策屬于“圓夢計劃”的自主招生范疇。既然屬“自主”招生，學校有自己的考量，似乎也無不妥；再說，該政策針對的本就是“低學歷世襲”的特定人群，旨在改變農村貧困世襲之現狀，有所限定，也是必然……這么一說，好像學校也并不理虧。
什么才是這一事件背后的真問題？其實，輿論的揶揄背后，潛藏著一個更深層次的憂慮——一所大學如果出臺一項有待斟酌的“自主招生”政策，在招進一批“符合”某種條件限定的學生的同時，卻擠占了其他“更應該”獲得入學機會者的名額，從而未能實現有限教學資源的效率最大化，怎么辦？這種憂慮并非空穴來風，比如，為什么要求“三代”無大學生而不是“二代”、“四代”，為什么只規定三代“無大學生”而不是“無官員”或“無老板”……在制定這一可能涉及眾多農村學子命運的規定時，是否存在某種草率或臆斷，是否經過嚴密嚴謹的調研和論證？
于是便觸及一個悖論：作為自主招生，我們理應尊重高校的自主選擇，對他們的辦學能力、選才機制持有某種基本的信任；但作為納稅人，公眾又有足夠的權利對這些公立高校進行監督，確保其每一項措施盡可能最大程度符合公共利益。這才是每次關于自主招生甚至很多看起來像“高校家務事”的風波中，輿論對有關高校“管得太寬”的本質原因。
誠然，我們應該給大學更多的自主辦學空間，但很顯然，現在最緊迫的問題是，大學來自權力的干擾太多，來自公眾的有效監督則太少。理論上說，由于效率和現實性問題，對于大學這樣的公共利益機構，納稅人由于不可能直接管理，必須進行一定的授權和讓渡。但是，在眼下“公器”屢屢被“私用”的語境下，公眾這種警覺也是可以理解的。當公權尋租越來越常見和理直氣壯，當“紅頭文件”在一些地方變得太不嚴肅，當“蘿卜招聘”層出不窮……便不能怪公眾喜歡習慣性質疑、習慣性誤讀，實在是因為一些公共利益部門屢屢辜負公眾的信任和委托，導致公眾頻頻被“誤傷”。
在這種不信任氛圍中，高校也并非全然受害者。從不分頑劣爭奪明星學生、明星客座教授，到一擲萬金辦奢華校慶，從不絕于耳的高校腐敗案，到令人大跌眼鏡的教授抄襲和“潛規則”事件……莫不暴露出一些大學膚淺、媚俗、媚權、急功近利的時代病；莫不佐證了公眾的疑慮：現在一些大學，確實呈現出“行為能力缺失”的病征。既然如此，納稅人行使更多“監護人”的職責，便是一種必需的糾錯機制。
“三代無大學生”的規定到底雷不雷，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其背后暴露的高校與公眾的思維差異，更值得咂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