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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交通治理，并不一定是冷冰冰的凌厲處罰，也可以賦予執法相對人相應的轉圜空間。

　　近日，杭州交警面向外賣平臺送餐人員，發放《外賣小哥交通安全手冊》。手冊與駕照式樣相似，申領人通過專項考試后獲得。持證后，如果送餐人員因交通違章，需要現場接受處理，警方考慮到“趕時間送餐”的實際情況，可要求送餐員在一周時間內自行選擇時間，“彈性受罰”。

　　O2O時代的到來，催生了一個新的職業群體：外賣配送員。他們的存在，實現了商家與客戶“最后一公里”的無縫對接，給客戶用餐帶來極大便利。但在多接單多掙錢、超時會被投訴扣錢的計薪模式下，很多外賣小哥為了多送幾單，逆行、闖紅燈，帶來極大交通安全隱患，已成新的“馬路殺手”。

　　讓外賣小哥慢下來，各地多有探索。比如在青島，外賣平臺將送餐員信息與交警部門實現共享，送餐員備案上路，一旦出現問題能夠第一時間找到責任人；在上海，交通部門組織專場會到外賣企業進行普法教育。與這些措施相比，杭州濱江外賣小哥執駕照上崗政策的一大特點是，通過寬嚴并濟的執法手段，既保證了外賣小哥的送餐效率，也沒有放過對他們的處罰，最終通過良性的執法互動，促使他們形成守法意識。

　　“彈性受罰”之所以引起點贊一片，就是因其在保證執法效果的同時，也體現了溫情脈脈。這種執法思路的轉變，是一種值得關注的探索：公共交通治理，并不一定是冷冰冰的凌厲處罰，也可以賦予執法相對人相應的轉圜空間。

　　有人覺得，同樣是違法，其他人得在現場接受處罰，而外賣小哥就可以相對自由地另擇時間兌現處罰，是一種不公平。且不說，《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沒有對違反交規的行為設置具體處罰時間，單是這樣的看法，就是一種教條主義。如果能達到同樣的教育效果，且能為外賣小哥的工作提供便利，為什么一定要固守一途呢？法律不外乎人情，制定法律也是為了讓公眾生活得更好，所以濱江交警對違規的快遞小哥彈性處罰，就沒有理由受到指責。何況，如果違規的外賣小哥沒有在規定時間內前來領罰，將會得到更嚴厲的懲罰。就此看，這套彈性處罰模式，已形成一套治理邏輯閉環，并不需要過度擔憂。

　　專屬駕照成不了外賣小哥的“護身符”，它不過是一種人本關懷下城市交通治理思路的探索，是由堵到疏的治理模式轉變，在公共治理上本身就已被證實為有效的執法思路。哪怕最終效果不佳，也應對這樣的嘗試抱有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