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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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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2011年《農村經濟綠皮書》發布。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3.23:1。這份由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和社科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綠皮書》預測，這個差距仍將擴大。
然而，這種差距態勢卻已在成都出現重大轉折：2002年，成都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66：1；2010年，這一差距縮小為2.54：1。
8年時間縮小0.12——成都這個微小的數字，注定將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發展，解決“三農”問題征程中的歷史坐標。“這個拐點已經確實出現。”省委書記劉奇葆在國防大學做《四川：從悲壯走向豪邁》報告時表示，成都經過多年統籌城鄉試驗，城鄉差距在縮小，已經走到了拐點，從遏制城鄉差距擴大的趨勢轉變到開始縮小城鄉差距。
比肩全國，“成都拐點”凸顯標桿價值：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在取得輝煌成績的同時，城鄉收入差距卻由1977年的2.22:1擴大到2002年的3.11:1進而擴大到 2010年的3.23:1。而成都自 2003年開始統籌城鄉發展實踐以來，城鄉收入差距開始逐步縮小，并成為全國唯一一個在保持城鄉經濟快速增長同時開始呈現城鄉差距縮小趨勢的特大中心城市。
自我超越，“成都拐點”彰顯戰略力量：從2002年的2.66:1到2009年2.6：1，成都用了7年時間縮小了0.06。而近兩年，在經受“5·12”特大地震考驗的同時，成都用一脈相承的思路和辦法——統籌城鄉發展，實現了“三年重建任務兩年基本完成”，同時將這差距再度縮小0.06。
到2012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縮小到2.4：1，到2020年，縮小到2：1——肩負國家使命，成都繼續前行。
大事記
2003年3月成都市在龍泉驛區、都江堰、雙流、郫縣、大邑縣開展試點，拉開成都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實踐的序幕。
2003年10月22日“三個集中”被正式確定為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具體辦法。
2004年2月 成都市出臺第一個推進城鄉一體化實踐的指導性文件《關于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的意見》。
2004年8月 成都啟動“大部門制”改革，從規劃入手，將過去城鄉“分而治之”的行政管理職能部門進行整合。
2006年1月 成都正式提出“城鄉統籌、‘四位一體’科學發展總體戰略”。
2007年2月 “用市場化的辦法來解決城鄉一體化的問題”的意見正式拋出。
2007年6月7日 成都正式獲批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2007年7月 成都提出要用“全域成都”的理念實施城鄉統籌，建設新型城鄉形態。
2007年11月成都全面啟動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重點改革和社會事業發展等四大領域37項重大項目建設，總投資額度超過2000億元。
2008年1月1日成都市委出臺2008“第一號文件”，把改革的重點鎖定在開展農村集體土地和房屋確權登記、推動土地承包經營流轉、推動農村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和開展農村房屋產權使用權流轉上。
2008年10月13日 全國首家綜合性農村產權交易所在成都誕生。
2008年11月成都市出臺《關于深化城鄉統籌進一步提高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水平的意見》，至此形成推進統籌城鄉發展的六個“一體化”目標。
2009年12月 成都市正式確立建設世界現代田園城市的歷史定位和長遠發展目標。
2010年2月 成都市出臺文件全面推動深化農村工作“四大基礎工程”。
2010年6月 成都對全市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確權頒證工作進行檢查驗收均為合格。
2010年9月 成都全球招募鄉村規劃師，全國首創在市域所有鄉鎮配備規劃師 。
2010年11月成都市《關于全域成都城鄉統一戶籍實現居民自由遷徙的意見》，進一步破除城鄉居民身份差異，推進戶籍、居住一元化管理，充分保障城鄉居民平等享受各項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
2011年2月 成都市政府出臺新一輪統籌城鄉社會保險改革政策，城鄉勞動者將同等享受社會保險待遇。
2011年3月 成都公布《關于建立農村住房保障體系的實施意見（試行）》，將建立農村住房保障體系。
拐點怎樣在重建中提速？
“災后重建是對成都統籌城鄉發展的直接檢驗，也豐富、深化和完善了我們的實踐。”省委常委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如是說。
2003年，以發端于雙流“三個集中”為標志，成都市啟動統籌城鄉改革“自費試驗”。
“四年來，成都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了遏制。”在2007年6月舉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李春城代表成都市委、市政府表態：成都已開創了城鄉同發展共繁榮的可喜局面。
由于統籌城鄉發展取得了明顯成效，成都的“自費試驗”也上升為國家戰略：2007年6月，成都獲批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肩負“要在關鍵領域和重點環節率先突破”的歷史使命，成都改革悄然駛向“深水區”——2008年，成都市委出臺2008“一號文件”《關于加強耕地保護進一步改革完善農村土地和房屋產權制度的意見(試行)》，從而開啟被稱為“改變中國農民命運”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大幕。
2008年5月12日中午，成都市委主要領導一行驅車前往都江堰市鶴鳴村調研，成都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即將在這個偏僻的小鄉村啟動。然而，在去往鄉間小路上，汶川特大地震發生了。
“5·12”地震讓都江堰、彭州、崇州、大邑等地遭受重創，房倒屋塌、傷亡慘重，直接經濟損失1247億元。“哪還有精力搞產權制度改革喲。”面臨災后重建的繁重任務，基層民眾有了不同聲音。
“用統籌城鄉的思路和辦法進行災后重建。”面對嚴峻挑戰，成都市委、市政府更堅定推進改革的決心，這也成為成都化危為機，攻堅克難，創造科學救災、科學重建、科學發展“三大奇跡”的法寶。
回頭看，正是當初成都市強力的改革決心，確保了災后重建任務的順利完成。在災區確權頒證的迅速實施，使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成果撬動大量社會資金進入，加速了災后重建的步伐；深化“三個集中”和推進“三化聯動”，確保了災區的產業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均等化，讓災區經濟社會發展站在一個更高起點上；“村民議事會”制度的運用，有效化解了災后重建中的矛盾，調動了村民自主參與災后重建的積極性……
如今，在都江堰、彭州、崇州、大邑，一個個地震重災區開始凸顯新的田園風光：錯落有致的農家小院，基礎設施和生活設施配套齊全；別具一格的鄉村酒店群、旅游休閑區和現代農業基地成為科學重建的典范……
災后重建既是對成都統籌城鄉改革成果的運用，更推動著成都統籌城鄉發展向縱深推進。
隨著三年重建任務兩年基本完成，2010年，成都市統籌城鄉發展交出讓世人矚目的答卷：GDP超過5500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8205元，成都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到2.54：1，在2009年基礎上大幅縮小0.06。
“這個趨勢是確定的，是可以鞏固的。”國家相關部委和省委做出研判：縮小城鄉差距的“成都拐點”已經出現。
“‘成都拐點’無疑是成都城鄉關系調整中具有標志性的重大變化。”省社科院副院長郭曉鳴認為，這意味著成都多年統籌城鄉的政策績效正在逐步顯現。
2010年，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發布的“成都城市化模式案例”研究報告顯示：成都城鄉一體化實踐在全國具有較強的示范效應和典型意義，為破解西部乃至全國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特別是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提供了大量可推廣的典型經驗。
拐點為何出現在成都？
“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的缺陷難以克服，城鄉管理體制之間尚存巨大鴻溝。”2011年《農村經濟綠皮書》分析認為，這些因素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擴大。
《綠皮書》的分析成為成都為何能出現拐點的“正解”。
8年多來，成都在農村產權制度、城鄉戶籍制度、城鄉規劃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層民主制度等方面進行了大膽探索和創新。
從2004年起，在還沒有中央和省級轉移支付補貼的時候，成都就開始強制性地把新增財政收入大部分優先投向農村，完成鄉衛生院和農村中小學的標準化建設。2007年，成都市政府財政對三農的支出達到117億元，接近之前4年的投入總額。此后，成都市財政對三農的投入穩步上升，2009年達到192億元，比2008年增加44.5億。這其中有相當部分投入了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民新型聚居點的建設。
2008年底，成都市出資4.6個億完成對223個公立衛生院、2396個村衛生站的標準化改造；2009年，成都市2000多個村每個可以從財政拿到至少20萬元，用于道路、溝渠以及治安等公共設施和服務支出，同年，成都城鄉醫療保險制度實現了一體化。
隨著災后重建的基本完成，2010年，成都多年的改革成效進一步推動統籌城鄉發展前進——
4月起，《成都市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試行辦法》正式實施，養老保險體系實現城鄉居民全覆蓋；
6月，成都對全市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確權頒證工作進行了檢查驗收，結果均為合格，這項被認為是不可能完成任務”，通過“確權賦能”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保障了農民的土地財產權；
11月，成都市公布《關于全域成都城鄉統一戶籍實現居民自由遷徙的意見》，將通過建立城鄉一體的戶籍制度保障農民的自由流動……
在更多專家學者看來，通過這一系列改革，成都是從縮小城鄉居民權利差距入手，找到了縮小城鄉差距的路子。
“從這個角度看，‘拐點’的出現有其必然性。”郭曉鳴說。
拐點能否可持續？
在全國城鄉差距還在逐步擴大的形勢下，成都城鄉差距的縮小，是否具有可持續性？
“這個趨勢已經出現，因為它是有一些硬件、一些要素在支撐它，它不是偶然的。”專家學者如是說。
“成都市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先行先試，通過統籌推進‘三個集中’、‘六個一體化’和農村工作‘四大基礎工程’，著力破解城鄉二元體制和“三農”難題，帶來了工農和城鄉關系的深刻變革，城鄉面貌發生顯著變化，城鄉差距不斷縮小。”曾多次到成都調研的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司長張紅宇表示，“成都經驗值得認真總結。”
8年多來，在探索破除城鄉二元管理體制過程中，成都形成了推進城鄉規劃一體化、城鄉產業發展一體化、城鄉市場體制一體化、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城鄉管理體制一體化等“六個一體化”，逐漸構建起城鄉統籌、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
從成都統籌城鄉的實踐成效看來，成都市實施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農村新型基層治理機制建設、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改革、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四大基礎工程”，是解決“三農”問題打基礎、管長遠的重大舉措，抓住了根本。
4月2日，成都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關于全面深入持久推進城鄉一體化實施成都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的決議》。全面深入持久地推進統籌城鄉改革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總體戰略，將成為未來五年全市人民的共同行動。
基于“成都經驗”的支撐，成都市進一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信心更加堅定。
根據《成都市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到2012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縮小到2.4：1，到2020年，縮小到2：1。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成都確立了建設世界現代田園城市的歷史定位和長遠目標：力爭用5—8年把成都建成中西部地區創業環境最優、人居環境最佳、綜合競爭力最強的現代特大中心城市；用20年左右初步建成“世界現代田園城市”，進入世界三級城市行列；用30到50年最終建成“世界現代田園城市”，建成世界二級城市……
朝著宏偉目標前行，“成都拐點”將繼續佐證成都統籌城鄉發展的一個個奇跡。
聲音
“拐點”之后成都依然任重道遠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郭曉鳴
“拐點”出現是城鄉關系中具有標志性的重大變化。按照發展經濟學城鄉差距的“倒U ”曲線規律：在工業化初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持續擴大趨勢，在工業化中期階段差距將保持穩定，在后期階段將呈縮小趨勢，在工業化結束時可實現初步的城鄉一體化。按此理論，成都城鄉差距“拐點”要在工業化的后期才能出現，而成都在工業化的中期后半階段就出現了“拐點”并呈現進一步縮小的趨勢，表明成都以統籌城鄉的成功實踐突破城鄉二元結構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了重要進展，成都將進入一個城鄉更加均衡的發展階段。
但是，按照世界銀行的有關報告，世界上多數國家城鄉收入的比率為1.5∶1，這一比率超過2的極為罕見。因此，從這個角度講，“拐點”出現到實現城鄉穩定有序和一體化的發展階段，成都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而且“拐點”之后，成都的統籌城鄉改革將進入深水區，任務將更加艱巨，問題將更為復雜，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也更大。而反過來講，成都能否鞏固“拐點”成果，并進一步實現遞進式“拐點”的出現，或者說遞進式“拐點”出現的時間長短，這些都取決于成都下一階段統籌城鄉發展在制度創新上能邁出多大的步伐和付出多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