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重慶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令世人矚目。昨天,市長黃奇帆接受港澳主要媒體高層集體采訪,著重介紹了重慶的開放、改革、民生導向發展戰略等大家關注的問題,并回答了大家的提問。
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何事忠參加集體采訪活動。黃奇帆:很高興和港澳媒體朋友見面,我先介紹重慶最近幾年的開放、改革和民生導向發展戰略推進三方面的情況。
一在開放方面。最近3年,重慶著力推進開放高地建設,成效顯著。
過去10多年,沿海地區實現加工貿易1.2萬億美元,其中最出彩的成果就是形成了1億多臺筆記本電腦加工基地重慶在這兩年里,正在形成“3+6+200”的筆記本電腦制造基地。
我們的目標是形成亞洲最大的筆記本電腦制造基地,預計銷售值將達到1萬億人民幣,相當于再造一個重慶工業。與此同時,重慶瞄準平板、3G手機的制造,打造中國電子產品高端基地,同時這也帶動重慶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調整,帶來了國際化、進出口等各方面的指標變化。
二在改革方面。最近幾年,重慶在經濟社會體系中做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國企改革、金融系統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農村“三權”制度改革等,我重點介紹戶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建設。
戶籍制度改革需要花費成本,市政府很慎重地推進這件事,去年啟動之前做了系統的頂層設計,我們測算過,一個人的成本至少10萬元,如果300萬人就是3000億元。涉及到三個板塊:一是有1000多億與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有關,農民工轉戶之后待遇和城市職工一樣,企業在15年要多支付1000多億,每年就是80億,重慶整個工業銷售和商貿銷售值已達1.6萬億,增加了80億成本,可以負擔;二是政府和社會要承擔八九百億,作為300萬人在城里工作需要配備的交通、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支出,實際上,這個城市現有的基礎設施、生活設施、商業設施、文化設施已經潛移默化地適應了常駐在城市的農民工的需求;三是農民的土地總有些需要轉移,也將會涉及上千億,這不需要政府出,而是通過市場周轉,誰接盤誰出錢。如果沒有市場就可能剝奪農民財產,重慶戶籍制度改革的關鍵就是建立了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并通過土地交易所幫助農民盤活農村宅基地。
住房制度改革方面,我們去年一年建設了1300多萬平方米公租房,三年計劃建成4000萬平方米,目前,已有部分建成轉租給老百姓,今年還將開工建1300多萬平方米公租房,到明后年實現轉租。大體上滿足中低收入居民20平方米/人,可以解決200萬人居住,另外100多萬人口居住在保障安置房內。我們設想,重慶如果有1000多萬人,有600多萬人由商品房市場配置,300多萬人屬保障房公租房配置,這就是我們“雙軌制”的住房配置體系。
三是民生導向發展戰略的推進方面。去年6月,重慶市委全委會作出關于民生發展的決定,預計3年內要投入3000多億元完成“十大民生工程”。從根本上來說,我們希望通過民生導向發展之路縮小“區域、貧富、城鄉”三大差距,我們把縮小“三大差距”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方式的核心內容。
總之我們在縮小“三大差距”上形成了系統的措施,并形成了一整套考核體系。重慶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軌,“三大差距”就應該年年有收縮,這樣一個城市才會真正有幸福的感覺。
香港衛視:近年來,重慶推出一系列新政,形成“重慶模式”,在國內外引起了各界人士關注,請您談一下“重慶模式”對中國經濟社會有哪些影響?
黃奇帆:熙來書記和我都認為,我們在推動工作,解決問題的時候,沒有刻意搞什么新政,也沒有搞什么模式,我們只有一個宗旨,就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轉變發展方式,遇上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我們面臨不少長期存在的問題,這里面就有制度安排的問題,剛才說的戶籍改革,就是解決制度問題。造成農民工年年返城和不公平待遇,就是制度安排問題。這些涉及制度的問題,遇上了,就不能繞道走,要打攻堅戰,要有頂層設計,考慮周到了,一步一步來推進解決。如果我們做成功了,其他地方也許會效仿。
比如我們提出“雙軌制”的住房制度改革,建設公租房,市委常委會討論4次,市政府常務會討論六七次,市長專題會討論了十幾次,進行了系統的設計。一旦成型后,就果斷、堅決地推進,現在來看很成功,制度設計符合重慶實際。如果這個制度設計對全國有借鑒意義,全國可能將此作為典型來推開,現在國家已經在各地全面推開了。對我們來說,初衷是解決重慶遇到的實際問題。因為中國很大,各地情況都不同,做事不能“一刀切”,重慶成功的做法外地不一定適合,各地都應結合實際,在符合中央政策和群眾利益的前提下,積極探索,解決問題。
澳門日報和澳門電臺:一是關于渝澳合作的問題,目前澳門在重慶的投資情況,渝澳合作將來的走勢怎樣?
黃奇帆:我們現在引進外資是全方位的,港澳臺、歐洲、美國、日本、韓國、東南亞等等都歡迎合作。這幾年重慶每年都有澳門的投資項目,包括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農業等,在全市利用外資中占5%左右。今后,重慶和澳門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合作:一是房地產開發,澳門房地產商到重慶來投資,過去已經有,現在也在做,今后還會繼續。二是旅游,澳門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勝地,雙方可以開展更多的合作。三是澳門和葡萄牙有歷史關聯,與歐洲簽署了申根條約的國家有更便捷的合作,通過貿易公司、投資公司的穿針引線,可以開展多方面的合作。四是歡迎澳門企業到重慶投資基礎設施,像當年建設的渝澳大橋就是雙方合作的產物。
香港商報:這兩天參觀了重慶7大要素市場,特別是農村土地交易所和藥品交易所讓人大開眼界,政府用市場這只“手”,很巧妙地解決了一些很難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也了解到,這些市場是公益性的市場,不知以后能否可持續地辦下去?而且,現在市場交易的主體基本限制在重慶范圍,有沒有可能突破重慶的范圍?比如港
資、外面的企業能不能參與?
黃奇帆:我們搞交易所一是國家同意,這7個交易所都師出有名,是國務院2008年3號文件批準同意設立的。二是市場有這種需求,交易所涉及的7個品種,每年全國的交易量都會有1萬億元左右,如果我們這個交易所每年交易量能達到1000億元以上,實際上就會擁有這個品種的定價權。
同時,我們推動交易所建設,也有利益考慮。凡交易就有結算,如果是一個重慶的交易所,就把重慶各個區縣的零散交易結算在這里,如果是全國要素的交易所,全國的結算就在這里。交易所的本質是金融結算中心,會帶來稅收,這當然是一個地方發展的內在動力。
藥交所的確有它的好處,能有效解決藥價虛高的問題。全國400個合法的藥廠生產的藥在交易所掛牌,2000家醫院同時上網采購,供求雙方直接交易,一步到位,中間沒有藥販子,這樣交易的價格就比市場上的價格低20%。說到我們這個藥品市場能不能輻射,既然通過交易所采購的藥品價格能低20%,醫院當然會來購買低價質優的藥,相信一年以后全國會有更多醫院到這里買藥,我們的藥品交易所是可以輻射到全國的。
由于土地市場比較敏感,所以國家要求我們這幾年就在重慶范圍內試驗,等我們的試驗健全了,形成經驗了,經國家批準,我認為土交所模式是可以在西南地區逐漸推開的。重慶現在的7個交易所,有些是重慶本地的,有些是區域性的、有些是全國性的,我們認為,在條件成熟的時候,7個交易所都可以向全國輻射香港文匯報: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的記者見面會上,黃市長曾說重慶考慮到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不知道現在進展情況怎樣,有沒有時間表?
黃奇帆:有這回事。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又與內地金融市場密切關聯。今后,香港金融中心會越來越多地為內陸服務。去年,重慶農商行在香港上市融資17億美元,今年我們在香港資本市場還有幾個動作:一是有幾個企業正在策劃年內在香港上市,目前都在報批過程中,一旦批準就在香港上市,估計能募集到十多億美元到重慶投資;二是準備在香港搞一個窗口公司,像上海和廣東的窗口公司一樣,在香港上市,變成一個紅籌股。三是利用我們在香港的上市公司發行外幣債券。四是到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我們正在論證,一是考慮由重慶的企業到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二是考慮讓重慶在香港上市的企業發行人民幣債券,看哪種方式手續簡單操作方便。總之,今年到香港發行幾十億人民幣債券是我們的工作目標。
中國日報香港版:重慶的社會經濟發展近年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重慶未來的發展道路上,還存在哪些主要障礙?市委、市政府如何來克服?
黃奇帆:我們覺得“三難”:一是資金問題,二是人才問題,比如我們到海外投資,需要各類國際人才。三是制度協調的問題,我們在改革發展進程中會遇上重大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有的是地方政府的權力,有的則是中央政府的權力。
有時候對中央政府而言某項制度調整是件小事,但對地方來說就是一件大事。比如以往沿海的加工貿易“兩頭在外”--銷售、結算在外,1萬多億美元的加工,銷售結算在大陸為零,有五六千億在新加坡,有幾千億在香港,還有幾千億在東京。
重慶發展加工貿易,希望改革創新,想把銷售結算拉1000億回來,首先就要做好國際離岸金融制度安排。以前,中國內陸的金融結算制度都是實體經濟結算,不允許任何自然人和法人擁有離岸金融賬戶,就這一個規定,這1萬多億美元就不能在國內結算。這個制度不是地方能改的,需要國家同意。這個制度改革對國家是一小步很簡單的改動,但是如果不改就像一個秤砣壓住了所有事。其次,國內各大銀行以前都沒有離岸金融業務,現在要賦予銀行這種業務功能,也不是地方的事,需要與中央有關方面協調。第三,結算的時候如何對進進出出的外匯進行有效監管。我們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和中央有關部門很具體地協調,幾個問題都解決了,所以美國惠普公司亞太地區的結算中心,從新加坡搬到重慶,現在已經運行一年,增加了七八十億的稅。同樣,我們與宏碁和其他電腦廠商合作,也把它們的結算中心引到重慶。講這個例子是說,在進行深層次改革開放創新的時候要觸動制度,以前沒有是因為制度沒有安排,大家都沒有這樣做,現在要率先改革,就要與時俱進創新制度安排,這時候不是單相思拍胸脯就能做到的,一定要協調各方特別是上級有關方面。
香港文匯報:在公租房問題上,我們看到一些數據,4000萬平方米保障房要花1000多億投資,現在重慶在公租房建設上資金方面是不是比較頭疼?
黃奇帆:其實政府并不擔心公租房的資金問題,因為公租房項目資金出去之后會形成平衡的。從量來說4000萬平方米,如果土地資金不算,建筑房子是2000多元/平方米,加上400元/平方米裝修費,公租房的成本會到2600元-2700元/平方米,如果留點余地,4000萬平方米我們準備投入1200億,其中,1/3是資本金,政府投入400億,包括三方面來源,一是現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保障房,3年內中央政府給重慶的保障房、公租房的投入補助會達到100億;二是重慶政府要付出200億,這是現金流;三是小區內商業配套土地有上百億的收入。這400億是完全可以落實的。
剩下800億要籌資,去年籌集200多億,今年也應該籌集200多億,明年也應該200多億,三年就有差不多800億。去年的200多億主要是向銀行借,今后我們還可以向銀行借,但考慮到銀行今年的指標很緊,我們希望給工商企業留些貸款額度,今年所需的兩三百億,我們會向國家的養老保險基金、商業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籌集,目
前已經基本確定。
當然我們借的800億是要還的,利息可以用公租房的租金來還,本金怎么還呢?租了三五年公租房的人總有一部分人想買過來自己住或者給兒女住,如果有1/3的人要買,1000多萬平方米,4000元/平方米,我就回收500億元,這500億收來就還本金。另外,幾年后,公租房的租金和房子本身的價值也會隨著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社會的物價指數變化也逐漸上升,由于本金沒有變化,所以過幾年升值了的租金,升值的公租房房產把剩下的幾百億也能平衡。剩下的2/3公租房,是留給后人金不換的房地產,不是壞賬。所以,有現代金融支持,公租房投融資不是一件難事。
香港大公報:重慶市委、市政府正在著手實施縮小“三大差距”行動,請問初衷是什么?主要的制度建設和最主要的舉措有哪些?
黃奇帆:三大差距問題確實是最近幾十年我們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過去30年,GDP快速增長,但貧富差距也逐漸拉大。在此過程中,中央作出判斷,科學發展觀要以人為本,統籌協調。實際上,鄧小平同志在南巡時就說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其實就是要求不能兩極分化。這個意義上講,怎么實現老人家的愿望,怎么落實科學發展觀,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發展的同時,逐步縮小“三大差距”。
在操作上,有四個層面,需要政府出力,社會各方面協調才能逐步實現。一是完善國民經濟的收入分配體系,二是實現城鄉之間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社會保障、要素流通的一體化,三是社會要保障的衣食住行、教育、衛生、養老和就業等問題基本均衡,四是增加老百姓財產性收入。如果在政府倡導下,把四個層次的事都做起來,可能“三大差距”的縮小就變成現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