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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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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到一個地方,專門去看了一下那里的農貿市場。市場里的大鯽魚只要八塊錢一斤,小的三四兩,大的有半斤多。當地人告訴我,這些魚本地人只要有點條件的都不吃,都是商販拉到外地去賣。因為這些魚里有激素,都是飼料催大的。”徐如俊委員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類似的經歷,孫建國委員也遇到過,在他回老家的時候,有菜農指著地里的菜說:“這塊地上種的是我們自己吃的,那塊地上種的是賣給城里人的。”
這樣的經歷,讓兩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執法檢查報告指出的“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基礎依然薄弱”問題,感觸頗深。
10月25日下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執法檢查報告進行了分組審議。
與會人員指出,在新形勢下做好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任務艱巨,要保證人民群眾吃得安全放心,建議制定嚴謹的標準、加大對違法行為處罰力度、抓緊抓好各級監管體系建設,并盡快啟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的修訂工作。
制定嚴謹標準
報告指出,當前我國農業標準體系與建立最嚴謹的標準、與農業高質量發展和綠色發展的要求相比,還有較大差距。
“對農藥殘留問題,對人體影響比較大的農藥要禁止生產、禁止使用,這必須制定全國性的法律法規來規范。關于食品標準,首先應界定哪些是可食用的農產品,其次是營養標準,再者是有毒有害殘留標準。此外,關于化肥使用要正確對待、合理使用,綠色食品并非不使用化肥,從醫學的角度看,化肥才是干凈的、綠色的,而人畜糞便是污染很厲害的,許多疾病都是通過糞便傳染的。”姒健敏委員說。
姒健敏認為,農產品質量安全方面之所以存在諸多問題,關鍵原因在于最嚴謹的標準問題沒有解決。因此,要用嚴謹的標準把這些規定講清楚,對人體健康有影響的要禁止生產和銷售,對違法行為要嚴懲,對生命和健康有益的要正名,要鼓勵合理使用。
曹慶華委員建議,相關部門要加快完善并出臺農藥、獸藥、化肥、清草劑殘留國家統一限量標準,同時用嚴厲手段打擊生產經營制假售假企業,加強源頭監管。
趙憲庚委員認為,制定嚴謹的標準,離不開法律的支撐。
“農產品質量安全法是2006年制定的,標準化法是今年1月份開始施行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的制定和發布,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依照有關法律是什么法律?對標準來講它的上位法就是標準化法。所以一定要按照標準化法的要求,重新修訂農產品質量安全法。”趙憲庚說。
建設監管體系
針對監管執法工作仍然存在的薄弱環節,報告建議,通過進一步健全監管執法體制、進一步加強基層監管執法能力建設、進一步加強檢測體系建設、進一步強化投入保障等措施,抓緊抓好各級監管體系建設。
對此,委員們認為非常有必要。
韓曉武委員認為,農產品質量安全要確立“四個最嚴”的理念,即“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從農產品生產經營到政府的屬地管理、部門的依法監管,從違法的行政處罰到刑事責任,一定要建立起最嚴格的覆蓋全過程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制度體系。
韓曉武建議,進一步建立健全監督機制。要完善“兩隨機一公開”事中事后監管機制,定期不定期開展監督檢查,傳導壓力,促使監管責任和監管措施的落實。要進一步建立健全評估體系,積極開展第三方評估,加快推進社會滿意度調查機制,充分發揮社會監督的作用。
曹慶華指出,基層監管條件差、設備少、人不足、費不夠、監管弱,再加之相當一段時間內,一家一戶小農生產仍是農村生產主要形式,監管對象小、散、多、廣,很難統一組織化、標準化、規模化、產業化。“對于監管來說,不管制度體系有多好,千招萬招最關鍵落實是實招,建議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解決基層特別是鄉(鎮)的設備、人員、經費保障,確保做到檢得了、檢得出、檢得準、能監管。”
王硯蒙委員認為,在監管制度方面,要圍繞農業產業鏈條,對農業投入品、產地環境、加工包裝等關鍵節點實施精準監管,科學制定制度規范,落實對農產品生產經營相關主體行為的監管措施,提升農業產業鏈條監管水平。
王硯蒙指出,要加快形成政府、企業、社會協同共治的新局面,破解監管不力的困境,可以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要健全政府相關部門綜合協調機制。建立監管部門與其他機構之間的協同聯動治理機制,強化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避免監管失位、缺位或錯位的發生。另一方面,要強化企業誠信體系建設,實施誠信農產品工程,將農產品質量安全納入社會信用體系,建立舉報獎勵制度和“黑名單”制度。
做到重典治亂
當前,假冒偽劣產品坑農害農事件仍時有發生,虛假宣傳等新型詐騙手段層出不窮；肥料、農藥、農膜、獸藥等投入品不合理使用現象還很普遍；根據近幾年對市場上銷售的農產品監督抽查和風險監測,發現部分種類食用農產品仍然存在“違禁超限”問題……報告指出,農業投入品使用管理還很不規范的問題比較突出。
左中一委員認為,報告指出了農產品質量安全存在的許多問題,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很多,但法治不完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是要害、是關鍵。解決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從根本上來說要靠制度、靠法治。
“建議下大力氣加大執法力度、從嚴執法,特別是從實際出發,抓住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有針對性強化執法。比如抓源頭,在對生產經營者加強普法教育的同時,要加大對制假售假、摻雜使假、違規添加使用有毒有害物質的打擊力度,特別是要對生產銷售禁限用農藥、假冒偽劣農資產品坑農害農的行為進行嚴厲打擊,真正發揮法律的威力。”左中一說。
針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實施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劉振偉委員同樣建議抓源頭,“現在一些高毒農藥不能用,在生產經營許可到期后將它注銷,不再發生產許可證,從源頭上管住。對飼料配方要嚴格審查,發現問題就讓生產者停產”。
羅毅委員認為,圍繞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應當進一步加大執法辦案力度。建議國務院及其相關部門,會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積極協同配合抓好相關法律法規的貫徹執行,嚴厲打擊各類違法行為,確保一經發現、徹查到底,并及時向全社會曝光,讓問題產品及違法人員無處藏身、法網難逃,用強有力的手段捍衛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權。
“目前,農產品違法成本太低,即便是檢查出來食品安全問題,因為沒有很嚴厲的懲罰措施,違法者也都不在乎,該怎么用還怎么用,不害怕。建議盡快啟動修法工作,違法成本低的問題一定要盡快解決。”孫建國說。
韓曉武認為,出現食品安全問題,根本原因在于一些企業或生產者誠信意識、法治意識、責任意識淡薄,見利忘義、惟利是圖。要按照“重典治亂”的思路,遏制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高發、頻發現象,要加大對食用農產品生產者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提高違法成本,使其不敢違法。
盡快修改法律
報告建議,啟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的修訂工作,在修訂中突出質量導向和全程監管,拓寬法律調整范圍,明確部門職責,健全監管制度,加大處罰力度,解決違法成本低等問題；與食品安全法及相關法律法規做好銜接,保證法律的系統性和完整性。
在韓曉武看來,食用農產品質量之所以出現這么多問題,和主管部門沒有完全盡到監管職責有很大關系。當然,客觀上也確實存在有關部門權責不清、職責劃分存在模糊的問題,存在監管漏洞。因此,下一步要通過修改完善立法等多種形式,進一步明確監管職能,解決職責不清等問題,切實加強監管。
鄭功成委員認為,報告提及的群眾意見反映特別真實,非常全面準確地反映了老百姓在食品安全方面的不安全感和心理恐懼,究其原因,主要還是食品方面的惡性事件太多,同時又處罰不嚴,對于作惡者沒有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這是法律有缺失、執法不嚴、對作惡者太過寬容的結果。建議盡快啟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的修訂工作,真正做到重典治亂,讓法律長出治惡的牙齒,并更具有可操作性。
謝廣祥委員指出,201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對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職能作了重新劃分,加上今年機構改革,有關職能部門作了變化和調整。因此,現行農產品質量安全法與新的職能分工產生了不匹配之處,迫切需要在機構職能管理辦法、體制機制等方面,通過法律的形式確立其法律地位,在明確監管部門邊界的同時,防止出現重復監管和監管的空白。
謝廣祥強調,農產品質量安全法與新食品安全法作為我國農產品及食品安全的兩部大法,在立法理念上應保持一致。因而在啟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的修訂工作時,應秉承食品安全法的基本理念和原則,既堅持國際視野,又立足國情。
“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制度方面,應對新食品安全法已規定的內容進行必要的解釋、細化和延伸。新的食品安全法中僅僅提出國家要實行嚴格的農藥管理制度和農業投入品使用制度,并沒有對該制度的具體要求和如何監管進行說明,因此應在農產品質量安全法中作出更為系統的規定,同時有必要將準入準出制度、信用體系建設等成功經驗進行總結并上升至法律層面。”謝廣祥舉例說。
王毅委員認為,當前我國農產品產地環境保護立法方面存在的問題較為突出,所涉及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法、農業法、土壤污染防治法、農產品產地安全管理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使農業發展、產地安全、污染防治、食品安全、公眾健康等要素被割裂開來,農產品產地環境保護法律零散且不成體系,不利于農產品產地環境保護的整體推進。
“一方面,研究制定農產品產地環境保護專門法律法規,如由國務院出臺農產品產地環境保護條例,對農產品產地環境保護問題進行統籌考慮,并作出系列規定。另一方面,修改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和農業法,修改、充實和銜接農產品產地環境保護的相關內容,并盡快出臺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實施細則及配套法規,增強農產品環境保護的可操作性。”王毅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