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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9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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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這場蕭條，是一場溫和的、短期的世界性經濟蕭條，中國目前的刺激政策就是足夠的，因為外需會很快起來。但情況顯然不是，所以中國的經濟振興方案就必須立足于應付一場嚴重的、長期的世界性蕭條，必須有戰略性的考慮了，而這個戰略方向就是城市化。 工業化創造產品，城市化創造需求，中國當前經濟存在的種種結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工業化的飛速發展而城市化滯后所致。為城市化補課必須提到中國的戰略層面了。本期“中國如何重啟城市化”專題分別采訪了三位學者。王建主要是從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調整、從當下中國宏觀刺激計劃的路向和應對這次金融危機的長期準備上論證了中國當下為何要重啟城市化；張平關注的視角則是如何降低城市化成本，并在推進城市過程中要保持工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及下輪城市化要選擇何種模式；張曉晶則是從拉美城市化的經驗教訓出發，提醒我們在城市化過程中，要注意把握經濟增長和福利水平之間的均衡。雖然側重點不同，但三人實際上都是從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視角來觀察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的。希望本專題能拋磚引玉，讓更多的人關注和參與討論中國如何開啟下輪城市化。 南方都市報：為應對中國當前的生產過剩危機，當前的宏觀調控思維不能再留在2003年，幻想在不調整結構的背景下，以投資拉動來維持增長，很容易陷入一種惡性循環。而我知道，你一直在呼吁要啟動城市化作為中國走出當前產能過剩危機，以解決經濟結構失衡。能否詳細談談背后的理由？ 王建：我已不止在一個場合講過，如果振興經濟的宏觀政策不調整，中國嚴重的生產過剩危機今年不爆發，明年也會爆發。 自去年9月至今年4月，中國宏觀政策從緊到松的調整已經有半年多，從國際國內的宏觀調控經驗看，宏觀調控的效果應該有所顯現，然而前四月的工業生產增長率仍然比去年四季度又有顯著下滑。一直以來，投資都與工業生產走勢高度正相關，但現在卻出現了投資上，工業值下，這在中國30年的市場化改革中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情況。 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的刺激方向不是在緩解產能過剩，而是在加重。 中國如果不對社會總供求結構作大調整，而是在延續目前經濟結構的基礎上，由政府來推動產業振興，把結構調整措施變成了總量擴張措施，其效果會截然相反，反而會加大過剩產能。而延續目前的經濟結構增加投資與產出，越往后看，宏觀調控的實施空間就越小。 如果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這場蕭條，是一場溫和的、短期的世界性經濟蕭條，中國目前的刺激政策就是足夠的，因為外需會很快起來。但情況顯然不是，所以中國的經濟振興方案就必須立足于應付一場嚴重的、長期的世界性蕭條，必須有戰略性的考慮了，而這個戰略方向就是城市化。 應對危機要立足長遠 南方都市報：是，這里面牽扯到對這次危機嚴重性的判斷，如果外需長期不振，那中國的應對策略也必須立足長遠。 王建：如果把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看成是一場全球性大蕭條的序幕，那么今年才是正劇的開場。這場蕭條大戲應分成三幕：一幕是企業倒閉潮；一幕是金融機構倒閉潮；一幕是居民消費與全球貿易萎縮潮，這三幕是交替循環上演的。 發達國家在進入虛擬資本主義階段后，其國內的部分物質產業能夠繼續生存而沒有外移，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產業資本也跨足虛擬經濟領域，以后者的盈利來補前者的虧損，現在虛擬經濟垮了，實體經濟不僅無法輸血，反而被金融機構追債要被抽血。例如通用汽車在2005年來自其金融子公司的利潤競高達80%，通用電器來自其金融子公司的利潤也高達一半左右。一個是世界最大的汽車生產商，一個是世界最大的電器生產商，現在都到了要尋求破產保護的邊緣。這兩個公司是美國物質生產企業的典型代表，很可能在今年上半年就破產，而且會有一大批生產、流通企業在今年相繼破產，從而使今年成為世界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危機轉化的標志性年份。 再舉個例子。日本90年代泡沫破滅后，從1990年到2005年，花了整整15年才走出來，日本的泡沫是多大呢？地產加股市加金融加銀行等，它的整個資本市場規模是16萬億(大概地產市場8萬億，金融市場8萬億)。日本15年拿了3000億去救，沒救了。美國現在的泡沫是多大呢？它的衍生金融產品400萬億，然后地產加股票加債券等，大概是200萬億，加起來約600萬億，美國現在拿2萬億去救。如果說日本拿3000億救16萬億，和美國拿2萬億救600萬億比，美國人拿出來的錢是當年日本人的1/5不到，日本沒救了，美國能救得了！ 南方都市報：所以要“以長對長”，立足在經濟結構的調整上。 王建：對，就是需要一個長期政策，實際上就是結構調整政策。在結構不合理時，結構本身是壓抑需求的，現在硬刺激出來的這個需求可能過一段時間后就沒了，就像露水一樣，太陽一出來就蒸發掉了，它起不了抗擊作用。這次宏觀經濟的調整，我覺得決策層還沒有看到這次金融危機會帶來世界經濟長期的衰退，還立足在短期視線上看問題。上兩天我跟發改委的幾個老同志在聊，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十二五”是個大調整期。而在我看來，調整的核心就是啟動城市化。 南方都市報：為什么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是與城市化相連的？ 王建：結構調整的對象是內外失衡問題，投資消費問題，產能過剩問題。這些問題都與城市化息息相關。 現代國家的經濟現代化是依托工業化和城市化這兩個過程完成的。工業化的過程也是城市化的過程，兩者不可分割，因為工業化所創造的現代消費品是面向城市人口的，而工業化所帶來的社會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體系中才能得以順利實現。工業化要以城市化為基礎，城市化則要靠工業化來推動，從經濟學意義上講，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 城市化創造需求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會引發大規模的投資需求。一是會引發生產性投資，為轉入城市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二是會引發建設城市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三是會引發房地產投資，以滿足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和企業的發展需求。粗略地計算，中國從2003-2008年，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大約會引出50萬元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 第二，城市化會引發更多的消費需求。因為城市人口收入要高于農村，能消費更多的商品，而且現代大工業所生產的消費品，都是以城市基礎設施配套為使用條件的。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會帶來消費總量的擴張。 第三，服務產業的發展也是與城市規模的擴張密不可分的。不僅依托于城市的大工業體系發展，必須有與之配套的生產性服務體系，如流通與通訊服務體系、金融與法律服務體系、勞動力市場與交易體系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與生活質量的提高，也離不開商業服務與醫療、娛樂等服務產業的發展，而農村受到人口聚集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限制，服務產業發展空間較小。 城市化是解開經濟結構問題的鑰匙 南方都市報：其實，中國之所以內需不振恰與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滯后有關。農村市場天生消費力匱乏，工業生產的產品只好轉向外部市場，于是就出現內外失衡，產能過剩等問題。 王建：中國改革前30年為了完成需要高積累把占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農村作為主要的積累機制，只要工業化而沒有城市化。導致1978年從第二產業比重和工人人均資本擁有量看，中國已相當于人均3000美元G D P的中等發達國家的工業水平，但從農村人口比重看，卻只相當于人均200美元國家的水平，這就是“二元結構”，即先進的工業與落后的農村并存。二元結構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但在1978年時以中國為甚。據當時世行的統計，用比較勞動生產率來衡量的二元結構強度，世界發展中國家平均為3倍，最高的國家也剛超過4倍，而中國當年是6.1倍。
改革開放以來這30年，為了給長期欠缺的輕工業發展補課，也為了解決龐大農村人口的就業問題，在全社會資本積累不足的背景下，從節省城市化成本出發，從80年代中期開始，又長期實行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政策。農村工業化雖獲得推進，輕重工業比例關系也得以優化，但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的矛盾仍然沒有解決，二元結構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出現了強化趨勢。到2003年，農業與非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差距倍數，從1978年的6.1倍上升到6.6倍，到2007年雖然由于本輪工業化所帶來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效應，又回落到5.4倍，但是今年隨著城市經濟萎縮及其所產生的農民工倒流，估計又會回升到6倍以上。 由于工業化超前而城市化滯后的經濟發展模式，形成了中國獨特的經濟結構：從產出水平看，已經達到了可以滿足人均收入3000美元國家的生產能力，但是從需求水平看，由于占人口主體的農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去年只有4761元，折合美元只有700美元，導致國內需求總規模與供給總規模嚴重不對稱，由此就形成了社會經濟總量循環過程中的巨大斷裂層，這是中國形成長期過高的儲蓄率，以至于不得不長期高度依賴外需的基本原因之一。也導致了貿易順差長期化格局。 同時，由于城市化嚴重滯后，城鄉二元體制導致農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2007年，農村人均消費支出占當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是77%，而同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費占收入的比例是67%，說明城市居民家庭的儲蓄能力比農村居民要高出10個百分點。城市人口雖然不是主體，但因為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的3倍以上，1/3的人口比重卻占有超過70%的居民總收入，城市人口的儲蓄能力強就導致了過高儲蓄率的發生，相應抑制了消費總量與供給總量的平衡過程，由此引發生產過剩。 南方都市報：如果你從中國這60年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歷程來看，每一步似乎都有它的理由，但在每一個階段都沒能及時調整，最后才釀成中國經濟結構現在的失衡局面。 王建：所以中國下一步的戰略調整要在城市化上做文章，城市化是綱，綱舉目才能張。中國經濟的所有問題都在這個扣里面，城鄉二元結構必須要打破，只有打破了才能解開這個扣，從而釋放出巨大的需求空間，為中國創造出一個可以長期增長的內需。即便沒有這場世界性危機，中國也會由于長期積累的結構矛盾，必然出現一個為城市化補課的城市化高潮，而且這也是中國經濟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內生性要求。 如果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中國還存在資本不足問題，到了今天中國已經出現了大量資本和產品剩余，到2008年底，中國銀行[3.94 1.55%]體系內的存貸差規模已高達17萬億元人民幣，還有近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大量剩余資本和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只要在城市經濟中結合，就可以形成現實的生產力，所欠的只是政府是否有推動這種結合的意愿。 2003年以來，隨著中國的工業化進入到重化工業階段，以石油、鐵礦和有色金屬礦所代表的重工業所需資源性產品消耗，逐步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制約瓶頸。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這些資源的國際依賴率不斷提高，近年來在國際貿易中，新增石油貿易量的40%是流向了中國，鐵礦砂和銅、鋁等有色金屬進口則占到了80%-90%。中國的城市化將會帶來更多的城市人口和資源需求，對國內和國際資源都是巨大壓力。如果在本輪經濟增長中同時為城市化補課，中國面臨的資源壓力及其所引起的資源價格上漲就會更猛烈，但全球經濟危機的深化和長期持續前景，給中國在此時推動城市化過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空間和機會，因為全球經濟落潮引起全球資源需求減少和價格下跌，中國在這時啟動城市化進程，就會減少很多國際麻煩與支付更低的成本。目前的國內國際因素都在推動中國立即推出城市化戰略“此時不動，更待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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