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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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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拉丁美洲學會會長 蘇振興
19世紀前25年，拉丁美洲大部分國家先后擺脫了歐洲殖民統治。獨立200年來，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成為拉美各國追求的永恒的歷史主題。經歷了獨立后前幾十年內部政治紛爭與外部強權干涉的政治動蕩時期后，拉美國家于1870年前后啟動了國家現代化進程，是后發國家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先行者。此后140年，拉美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大體以1930年為界分前后兩大發展階段，前期發展順利，后期則陷入危機，兩度輝煌，又兩度失落。
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歐洲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周邊擴散，形成了推動現代化的第二次大浪潮，并對拉美的農、礦業等初級產品產生巨大的市場需求。拉美國家抓住這個歷史機遇，實行“初級產品出口增長模式”。短短幾十年間，拉美地區興建了8萬多公里鐵路，引進約8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大片土地被投入農牧業開發，蒸汽機的引進大大提高了生產和運輸效率，冷藏船的使用使南美的鮮肉可以直接運抵歐洲，從而促成初級產品出口的空前繁榮，并推動了早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當時的工業發展主要集中于初級產品出口加工業和國內需求快速增長的日用工業品生產。1913年前后，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巴西等國制造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已達12%—17%。1869—1914年，阿根廷城市人口翻了一番；1890—1914年，巴西政府創建了約500個新的市政建制。
然而，這一階段的經濟繁榮并沒有持續下去。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拉美國家沒有及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歐洲國家對初級產品的需求減少，同時，亞洲、非洲在國際市場上與拉美存在激烈的競爭；此外，出現了多種可替代初級產品的合成材料。當時，許多拉美國家并沒有及時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甚至進一步擴大初級產品的生產規模，最終導致實施了60年的“初級產品出口增長模式”走向崩潰，并陷入1929—1932年的深重危機。二是廣大民眾未能分享到經濟繁榮的成果。當時流行的實證主義思想偏重于維護秩序和等級制度，從初級產品出口繁榮中獲取巨大利益的主要是大地產主階級和部分工商業主。美國歷史學家伯恩斯（E.Bradford Burns）曾指出：“在20世紀初，大多數拉丁美洲人的生活并不比一個世紀前更好。實際上，可以提出有說服力的論據，說明他們比原來生活得更差。”
初級產品出口模式的崩潰，促使拉美國家重新思考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從20世紀30年代起，部分拉美國家開始了“進口替代工業化增長模式”的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為這一新模式的試驗提供了有利契機，特別是拉美地區沒有受到這場戰爭的直接破壞。戰后初期，以普雷維什為代表的一批拉美經濟學家在總結戰前“進口替代工業化增長模式”的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將這一模式推廣到整個拉美地區。1950—1980年，拉美經歷了一個工業化的高潮期，地區經濟出現持續30年平穩、較高的增長；一批拉美國家在六七十年代先后跨越人均GDP1000美元的關口；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國加入了新興工業國的行列。
然而，經濟繁榮的背后，一場新的危機又開始逐漸形成。進口替代工業化這種內向增長模式有其自身的諸多局限，如產業的發展空間受到國內市場規模的限制；工業部門需要不斷引進技術設備和中間投入，而自身卻不能創匯；工業部門創造就業的能力較低，等等，從而會引起諸多的結構性失衡。這種增長模式延續的時間越長，結構性失衡問題也隨之加劇。這種結構性失衡現象最先是在烏拉圭、智利、阿根廷出現，并逐步擴展至其他國家。20世紀70年代初期，很多拉美國家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已經由“活力不足”逐漸演變為結構性發展危機。
結構性發展危機的出現充分說明原有增長方式的失效，而拉美國家卻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紛紛走上“負債增長”之路，貽誤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時機，導致爆發了1982年的債務危機和長達20多年的經濟大滑坡。此外，在戰后經濟繁榮期間，拉美地區的貧困發生率就已處在40%的高位。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衰退進一步加劇了拉美國家社會的兩極分化。1990年，拉美貧困發生率創48.3%的歷史記錄。可以說，在20世紀最后的20余年里，拉美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
隨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政策的調整，自2003年以來，拉美國家呈現出政局基本穩定，經濟增長加快，社會貧困現象減少的良好局面，并成功地應對了金融危機的沖擊，作為拉美大國，巴西更是呈現出快速崛起之勢。
我們衷心希望，拉美國家在紀念獨立200周年之際，通過認真總結100多年來現代化道路的實踐經驗，順利地推進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