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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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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使我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同時也是一個新的開始。未來5至10年，我國將處于大機遇與高風險并發階段。
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以后，中國最大的優勢在于巨大的國內消費市場，13億國民的潛在需求是我國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其能不能及時有效地釋放是避免中國落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關鍵，這是小國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所不具備的條件。
而最大的風險則是可能遭遇“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現代化道路并不容易，上百年來，許多國家都試圖采取各種方式，努力實現現代化目標，但結果是僅極個別的國家實現了現代化。一些相對幸運的國家，通過幾十年的努力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從中等收入國家向發達國家(高收入國家)的轉變仍然充滿不確定性，許多國家步入中等國家的發展陷阱，即經濟發展面臨長期停滯，甚至陷入政治上的長期危機之中。早的如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近的如亞洲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的泰國、馬來西亞，從區域上講集中在拉美地區和東南亞地區。
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就是指很多國家長期在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徘徊，長達10年甚至20年以上。（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概括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特點主要包括五個方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城市化以大規模的貧民窟為代價、金融體系脆弱(資本賬戶開放過程中極易遭遇金融危機沖擊)、產業升級緩慢、社會服務滯后。
我國的高增長也伴隨著這些問題的發生，而且經過最近一輪的經濟高增長這些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如果不及時扭轉，“十二五”之后我國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另外，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影響的深入將使世界金融體系和經濟體系活力減弱，處理危機及危機過后美國政府及其他發達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可能趨于強化。美國居民基于資本膨脹而不是基于收入增長的消費模式(表現為過度消費)在這之后將會向理性回歸。而經濟、貿易增長也會呈中期性放慢。“十二五”期間，我國面臨的外部經濟金融環境將繼續趨緊，近幾年過度依賴于出口增長的模式將面臨巨大挑戰。
中間型模式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環境下被許多人奉為寶典的“中國模式”，不僅與已經獲得成功的“東亞模式”存在較大差異，而且具有較強的不可持續性，難以保證中國經濟實現由中等收入水平向發達水平的轉換。因此，在新發展階段，中國經濟持續發展面臨的最主要挑戰是發展模式的挑戰，即現有的發展模式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將嚴重阻礙中國經濟實現“關鍵一跳”。
可以從6項經濟社會指標的表現來對發展模式進行分類，這些表現也是能否實現由中等收入國家向發達國家轉換的重要標志。這六項指標是：(1)增長率的高低及持續性；(2)就業增長及就業結構變化的快慢；(3)城市化快慢及問題；(4)收入差距的變化(擴大或縮小或穩定)；(5)地區差距與城鄉差距的變化(擴大、縮小或穩定)；(6)重要產業或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強弱。這六項結果指標有些很直觀，容易識別，有些則難以衡量或不夠直觀。
根據以上6項結果指標差異及增長原因差異，我們可將大東亞地區的發展模式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日韓發展模式(主要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新加坡)，第二種是東南亞發展模式(主要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第三種是中國發展模式。
在泛東亞地區，從高增長的結果及一些原因(高儲蓄率、高投資率、政府在推進經濟增長上發揮著很強的作用)看，具有較高的相似性，但我們如果關注相伴的一些重要結果，就能發現這其中的差異是巨大的。
日韓發展模式，其高增長過程伴隨著或直接帶來了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性，增長的分享性較強。主要體現為城市化與工業化的一致性，也體現為高增長與高就業的結合，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高增長與產業競爭力的提高高度一致。
而東南亞模式，在經濟高增長的同時，收入差距一直偏大，在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時也未見任何收斂的跡象。同時，它們的城市化在一些國家嚴重滯后，而在另一些國家則過度。在產業競爭力上，東南亞國家表現得更弱。
中國的發展模式既不同于日韓發展模式，也與東南亞模式存在較大差異。這個差異表現在：中國存在巨大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這可能與中國人口、地域規模太大，地區間存在很大的自然差異有關；中國在中低端制造業上競爭力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而東南亞地區這方面優勢不顯著；在經濟增長原因上(體制和政策上)存在的差異更大。
區分這三種模式，特別是將東亞其他發展中地區的高增長與已經成功的日韓發展模式相區別，可以幫助我國在未來的發展中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這里的政策含義是：日韓發展模式是目前東亞地區唯一成功地完成現代化的模式，值得我們學習。更重要的是，它是過程與結果的高度統一，在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后不用調整發展模式，可繼續保障經濟進一步的躍升(盡管在由中等收入國家向發達國家轉化中也存在政策的明顯調整)，在這一點上，與東南亞國家及我國明顯不同。
現有的中國模式和東南亞模式是中間模式，持續的高增長在許多方面并未達到預期的結果，與高增長伴隨的一些深層矛盾(多數是結構性的)在積累，可能成為由中等收入國家向發達國家轉換的巨大內在障礙。
中國模式存在的問題
作為中間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選擇的發展模式總體上是成功的，但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民自信心在明顯膨脹，一些過度樂觀的情緒在滋生，其中主要是對中國模式成功的夸大。
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中國模式在發展的中間階段所產生的嚴重問題缺乏理性的認識，認為這一模式可以繼續走下去，最后必然通向現代化的彼岸；二是相信中國模式優越于市場經濟的標準模式，甚至將取代這一標準模式，并由此得出結論，中國不需要繼續改革、更不需要調整發展戰略。這樣陶醉于中國模式將是十分有害的，中國模式存在一些重大甚至是致命的缺陷，還需要改變和完善，否則中國難以避免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而目前中國模式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高增長與低就業的矛盾突出。與東亞其他兩類模式比，中國就業增長的表現最差。GDP10%的增長相對應的就業增長僅為3%-4%(非農就業增長彈性為0.3-0.4)，而東亞其他國家在高增長期非農就業增長彈性均超過0.5。就業不足就意味著經濟增長的分享機制弱，必然導致收入差距、城鄉以及地區差距的擴大。
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產業發展過度依賴外資和房地產。過度依賴外資的一個重要后果是我們生產的產品長期處于低端，喪失對產業鏈的控制權，內資企業垂直化分工發展嚴重不足，相當多的中國企業的生產融入全球產業鏈，造成國內許多重化工業及高技術產業產業鏈極短。
過度依賴房地產有兩個效應，一個是通過建筑業的擴張增加就業，對農民工形成巨大需求；另一方面，由于資金、資源過度地配置到房地產部門，會導致其他部門（與房地產不相關的部門）自主創新的投資不足。暴利型的房地產業發展使許多其他行業對創新持悲觀態度，許多制造業將新增資本大量投入房地產就是這種負效應的表現。
過大的發展差距(居民間、地區間、城鄉間)。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或長期處于偏大的水平是中國模式、東南亞模式與日韓模式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中國，不僅是居民的收入差距在顯著擴大，還存在巨大的地區和城鄉差距，這有別于東南亞模式，至少在程度上如此。1998年之前，我國的基尼系數低于0.4，1998年以后基尼系數顯著擴大。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01年和2004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分別上升到0.42和0.45，有人估計最近兩年接近0.5(在世界上居于次高水平)。與居民收入差距明顯擴大相一致的是，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都在趨于擴大。
農村人口城市化嚴重滯后。其主要表現是大量的農民工處于“浮游”狀態，農民轉變為市民的過程極為緩慢，這是我國與其他所有東亞國家最不同的地方。在目前學術界，一個流行的看法是最近幾年中國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了，但統計數據并不支持這一看法。城市化速度主要是看城市人口增長率速度（而不是城市化率），上世紀80年代我國城市人口年均增長5%，90年代回落到4%，過去的10年僅為3%，明顯遞減。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因對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的城市化人口統計口徑的調整，目前我國城市化率還存在明顯高估的問題。把每年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農民工根據常住人口的定義將其算作城市人是不妥的，實際上一個農民工最多算半個城市化人口。中國并沒有出現城市化加速現象，相反是農村人口城市化的嚴重滯后 （或講農民向城市轉移的速度較快，但轉化為市民的速度卻出奇的慢）。這實際上是一個收入分配問題，農民只享受勞動收入，不享受定居權和其他福利待遇，他們承擔著過度的社會成本和私人成本。
產業競爭力提高緩慢。高增長并未伴隨著產業競爭力的顯著提高，這一點反映在資本密集型產業相當明顯。在制造業，我國具有世界競爭優勢的產品、品牌極少。
投資率嚴重偏高。這部分歸于體制問題，即政府對投資的干預過強，部分歸因于產業發展戰略的選擇，如偏好于快變量的房地產產業的發展和偏好于引進外資。而投資率過度的代價太高，最后可能要算總賬。
由于長期的投資過度，在消費不足及外需放慢的情況下，產能過剩問題將會破壞經濟高增長的機制；其次，資源、環境的成本太高，投資率過高，不僅是因為資金投入大，自然資源投入也大，環境污染問題嚴重；另外，投資的宏觀產出效率偏低，與韓國相比，我們用更多的投資換取了相似的經濟高增長率，代價過重。
宏觀資源(特別是資金)配置嚴重偏向房地產部門。在這輪高增長過程中，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房地產業的發展刺激過度，誘導了各類資金紛紛入市炒房，導致行業增長的嚴重結構失衡、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衡、國際收支失衡等多重失衡。
2007年全國房地產開發企業投資占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為21.5%，而投資資金的來源中，房地產投資資金占28.7%。如果我們用投資的資金來源與投資完成額的差額作為衡量流動性過剩的一個指標(狹義的)，那么2003年以后，我國新增流動性中93%(2005-2007年三年平均)流入房地產市場，其他各行業僅分享了不到7%。經濟步入周期性轉折點后，其風險將逐步顯現。
出口對外資依賴過大。對一個像中國這樣的一個人口巨型國家來講，外貿依存度過大是個問題，但進一步分析將發現，如果除去外資占出口的份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并不過大，即我們的真正問題是對外資的依賴過大，外資企業(包括港澳臺、外商投資)占出口比重2001至2008年的平均值為56.3%。一個地區特別是一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外資，是一種偷懶型的快捷發展策略，它的嚴重缺陷是政府的行為越來越短視，且抑制了內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增長。
除以上七大方面問題外，中國發展模式還有三大體制問題，即壟斷行業(包括自然壟斷和公共事業)改革滯后；在戰略性競爭行業國有企業的比重仍然過大，產業競爭力提高仍受到巨大的體制性障礙；一些重要的服務業(非營利的社會組織、文化娛樂業)管制過度。
現有發展模式的風險
現有中國發展模式 (中間模式)所產生的重大矛盾將會使其自身難以持續下去，并產生巨大的風險，使中國落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現有發展模式產生的過度不均衡問題將會極大地約束需求增長，最終限制經濟總量繼續快速擴張。令我們甚為不安的是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最近幾年正在發生突變，已經明顯偏離了原有收入差距較大的范圍，向拉美化或東南亞化的方向發展。收入分配形勢的長期惡化是許多國家在達到中等收入國家后落入發展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現有發展模式的繼續推進將會嚴重阻礙產業升級和產業競爭力提高。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容易陷入陷阱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它被主導成熟產業、低工資的窮國競爭者和主導技術迅速變化產業、追求創新的富國擠壓在中間。我們現有的發展模式如果繼續推進下去而不做一個大的戰略轉變，就會因對創新的激勵不足而陷入兩難境地，保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力會因國內要素成本的上升及國外競爭者的壓力而掙扎；而資本密集型產業在外資壓力和有效的激勵機制難以建立起來的情況下難以形成強大的國際競爭力。
其中最最需要改變的是：讓與國家競爭力提高關系很小卻消耗很多的社會資源的房地產業暴利機制不復存在，使其他產業特別是一些戰略性的重化工業和高技術產業的經營者不再受外部短期暴利機會的影響而安于創新，同時增加對自主創新的政策激勵。
三是現有發展模式不改變將會使資源瓶頸約束難以克服，且環境的代價太大。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房地產發展，就是經濟增長過度依賴高耗能行業，因為房地產下游全是高耗能行業，房地產行業由于其技術進步有限，對下游產業升級的要求不強。因此，這樣一方面使高耗能、高污染、高資源消耗現象難以抑制，另一方面，將阻礙產業的技術升級。
四是現有發展模式嚴重扭曲了資金、資源的宏觀配置，隱藏著巨大的金融風險或經濟危機。現有發展模式在資源、資金及人才都傾向于房地產業，這不僅影響經濟的宏觀資源配置效率，而且可能引發重大的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即房地產過度泡沫化的風險。
不論是從較早時期步入中等收入國家的南美國家的經驗看，還是從晚些步入中等收入國家的一些東南亞國家的經歷看，房地產泡沫均難以避免，這無疑是它們先后陷入金融或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抵擋房地產的誘惑是避免出現金融或經濟危機的關鍵，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避免了，所以它們成功了。韓國做得最好，1975年韓國便開始實施重工業戰略，這時房地產投機活動開始興起，韓國政府以建立重化工業競爭力大局為重，采取抑制性的政策，避免了房地產的泡沫。現在泰國之所以陷入發展陷阱，與其90年代所發生的嚴重房地產泡沫有直接關聯。
那是不是房地產泡沫在任何時期都會產生致命性的影響，答案是否定的。主要看房地產泡沫發生的時期，即發生在經濟增長的哪個階段，日本的房地產泡沫發生在工業化及現代化完成之后，韓國基本避免了房地產過度泡沫問題，東南亞國家房地產泡沫則發生在剛剛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時，中國則更要提前，發生在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之前。房地產泡沫發生得越早，危害越大，越遲，危害越小。日本是“結果泡沫”、東南亞與我國是“過程泡沫”，“結果泡沫”問題不大，“過程泡沫”將可能破壞整個長期高增長機制，從而落入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陷阱。明白這一點對克服中等國家陷阱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就是要在發展的戰略轉型期避免房地產出現過度的泡沫，特別是不能出現泡沫經濟。
調整的思路及建議
調整發展模式的基本思路是：由“兩個過度依賴”轉變為“兩個依靠”，即增長動力轉變。所謂兩個依靠就是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擴大內需，內需的擴大和升級主要依賴于擴大消費需求，同時主要依賴自主創新能力而不是資源、資本的過度投入。
縮小三大增長差距，釋放生產力。
差距不是生產力，但縮小差距就是釋放生產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國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但沒有縮小內部城鄉和區域差異，過去的高速增長好像并沒有受到這些差距的擴大的約束，但在下一階段(“十二五”起)這些差距將會成為是否維持高增長的一個重大障礙。如何縮小差距呢？主要是根據公平原則，建立經濟增長的分享機制，政府的發展目標由單一的追求GDP的高增長轉為共享型的穩定增長。
促進消費模式轉變，挖掘內需增長潛力。中國居民的消費不足除了收入差距擴大、社會體制不健全等約束外，還受到消費結構不合理、消費方式(或模式)落后及各種政策性限制的重大影響，而后者更為本質。
加快農民轉化市民的進程，提高城市化率。目前我國有1.6億至2億的半城市化居民(農民工)，就消費來講，這是一筆潛力極大的資源。加快農民轉化市民的進程，應從以下方面入手：促進城市房價的合理化，高房價下無城市化，中國目前的房價水平與收入水平相比，嚴重偏高，降低價格將會釋放出巨大的購房需求，也會相應地加快城市化進程；實施大規模的農民工安居工程。鼓勵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促進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
鼓勵自主創新，提高產業競爭力。
主要是減少對非自主創新方面或領域的過強激勵，因為只要存在比對自主創新更多的激勵存在 (如對外資的過度激勵，如對房地產的過度激勵)，那么，自主創新投入就不可能增加。這里也包括威廉·鮑莫爾提出的政府要嚴厲打擊非生產性的“企業家行為”(“尋租活動”)。
首先，要改變把房地產作為支柱作用的政策導向，減少對房地產的過多激勵，消除房市暴利，阻止社會資金過度流入房市。其次，降低戰略競爭力行業的國有資本比重，鼓勵民營資本對產業升級的戰略作用。三是利用資本市場推進自主創新。我的思路是將大量過剩的社會資金導入股市與產業升級結合，促進重化工業競爭力的提高。如制定產業差別化的上市融資和再融資政策，主要是明顯放寬對升級型的重化工業企業上市融資和再融資的條件，促進重化工業的資本擴張和競爭力的提高。四是確定激勵自主創新的正確導向。主要是要鼓勵企業圍繞節能節資搞自主創新，產品的自主創新要堅持“緊湊化”的取向。
大力增加非基礎設施類的公共支出，改善民生。新的發展階段，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和財政結構改革主要是擴大非基礎設施方面的公共支出，彌補這類公共部門(涉及民生)長期以來的支出不足。大幅度增加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政策性住房及就業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投入，可以減輕居民在這些領域的支出負擔，置換出新的購買力，同時，能顯著地改善居民的支出預期且增加對政府的信心，因此，會對擴大消費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
大力放松對服務業的管制，促進服務業的繁榮。重點是加快教育體制、醫療衛生體制的改革，明顯放松對文化娛樂服務、社會中介服務(非組織的公共組織)的準入限制，促進相關服務業的大發展。
把促進大中部崛起作為國家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中部地區資源豐富、交通便利、產業基礎較好、市場潛力巨大，已經具有了加快發展的有利條件，中國要保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家競爭力，唯一的出路就是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快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特別是向鄰近的中部地區轉移，利用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優勢和勞動力優勢，讓其重復80-90年代沿海的發展過程，與此同時，促進沿海地區產業升級，再過20多年中國便能實現全面振興。促進中部地區經濟崛起，不僅能顯著地擴大內需，而且也是有效地解決三農問題、縮小地區差異的最有效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