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中國城市化高速進行 城市大澇給我的暗示
時間：2011-07-04 09:45:23
來源：新華網 作者：王軍
中國的城市化仍在高速進行之中，此次城市大澇暗示了什么
說起城市的下水道，人們都會說巴黎的是最好的。1853年，奧斯曼男爵出任法國塞納省行政長官之后，掀起了長達17年的巴黎大改造工程，把整個城市拆得天翻地覆。今天，提起這項大改造工程，有人指責奧斯曼毀掉了大量文化遺產，有人指責他“動機不純”開大馬路是為了方便進城鎮壓市民的騎兵隊，有人指責他把窮人從市中心拆到了郊區，為日后巴黎的騷亂埋下了禍根。但有一件事，讓批評者們閉上了嘴，那就是奧斯曼建設了一個“地下巴黎”高2米、寬5米、四通八達的下水道工程。巴黎正是擁有了這個深藏于地下的工程奇跡，才不會在暴雨之中淪為“澤國”。
最近，北京、武漢、杭州、南昌等城市受暴雨襲擊出現大澇，使得人們紛紛稱羨巴黎的下水道。其實，早在唐代，中國的城市就部分出現了像巴黎那樣的排水設施。唐代揚州城的排水涵洞，寬1.8米，高2.2米，可容人自由穿行，即為一例。中國古代城市重視溝渠建設是一個偉大的傳統，這些排水設施如能得到很好的保養，是應該能夠讓今人受惠的。可是，古人善治溝渠的經驗，今天幾乎被國人遺忘。
6月24日，北京市水務局有關人士在解釋“6·23”大澇的原因時，所列事項包括“排水設施的建設滯后于城市發展，現在北京市中心城區的排水管網最早還有明代的設施，屬于老古董了”，這容易產生誤導，因為北京此次出現大澇，集中在西三環、西四環地區，那一帶的地下管網多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與環路工程一并完成，并不在明代排水設施管轄的范圍。明代的排水設施分布在北京二環路以內的古城區，主要集中在前三門大街以北的內城，6月23日，這一范圍并未出現西三環、西四環那樣可怕的水淹情形，如此讓古人替今人受過，值得商榷。
溝渠營造與自然而然
中國唐代的城市出現了像巴黎那樣的下水道設施，有實物為證。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揚州大學辦公樓東側，唐代羅城南偏門西側約30米處，發現了一座形制獨特、規模壯觀的唐代排水涵洞遺址，這處排水涵洞為券頂長條隧道形磚木混合結構，洞寬1.8米，高2.2米，殘長12米。涵洞為磚砌雙層券頂，底鋪枕木作為地栿，內有雙層木柵欄裝置，既能排水，又具有防御功能，這在中國古代城址考古中尚屬首次發現。
揚州地處江淮，少旱多雨，加之在唐代時城市繁榮，人口密集，又是一座“水郭”，所以十分重視城市排水設施的建設。城內排水系統一般設在道路的兩側，采用木質排水設施，不僅適應揚州的地理環境，而且具有取材便利、施工便利、維修便利的特點。1997年底至1998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揚州唐代羅城范圍內，又發現一條東西流向的唐代排水溝，排水溝兩側溝壁和底部均用木板鋪砌而成，溝寬東西不等，西部接近唐代市溝處寬約1.7米，東部寬約1.2米，共先后發掘出排水溝長150米，溝深1米左右，排水溝上未見有蓋板，可能為唐代路道旁的一條排水明溝。
綜上所述，唐代揚州城的排水系統，至少包括兩大部分，一是道路兩側的排水溝，深約1米，寬1.2～1.7米，規模可觀；二是大型排水涵洞，寬1.8米，高2.2米，規模驚人。這個排水系統雖不如巴黎在19世紀建設的那般浩大，但比后者早了一千年，實在不可等閑視之。
中國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統，還包括那些最易被人忽視的自然而然之處。一是城市多與河流、湖泊相伴，像揚州的瘦西湖、北京的什剎海，既是宜人的城市水景，又可在暴雨傾盆時，發揮蓄洪之功用；二是中國古人選址建城乃至建屋，都講究“負陰抱陽”、“背山面水”，就是要把城市或者房屋建在后面有山、前面有水的坡地上，這特別有利于雨水的宣泄；三是注重自然滲水，所有房屋皆以院落布局，每一處黃土露天的院落就是一個滲水場，講究點的人家用青磚墁地，它也是滲水的。這樣，市區之內，地下水可以得到經常的補養，再通過井水還諸市民。中華先輩如此傾入心力與智慧的城市營造經驗，是值得我們理解與繼承的，不應簡單地以一句“屬于老古董了”加以遮蔽。
筑溝與掏溝
古代北京城的排水設施真是那么不堪嗎？以故宮為例，它顯然沒有所謂“現代化”的排水設施，但它何曾被淹過？夏季游覽故宮趕上大雨傾盆時，是不必害怕積水難返的，相反，正可欣賞一下三大殿三重臺基上1142個龍頭排水孔，瞬間將臺面上的雨水排盡，而形成千龍吐水的壯麗景觀。這些被排之水，通過北高南低的地勢瀉入內金水河流出。故宮的排水，正是綜合了前文所述的各種排水法，既有地下水道，又有地面明溝，這些精心設計建造的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縱橫一氣的排水設施，能夠使宮內90多個院落、72萬平方米面積的雨水通暢排出，實為工程史上的偉大成就。
即使是在坊間，排水設施的建設也是綱目并舉。明代北京內城的前身是元大都，規劃建設恪守了“先地下、后地上”的工序，根據地形、街道、河湖的情況，先鋪設下水道，分明渠、暗渠兩種，以暗渠為主。
張必忠先生在《北京下水道的變遷》一文中記載，明初營建北京城時，把下水道的建設與皇城、城垣、街道的營建，并列為四大工程。內城大街小巷都埋設了暗溝，排水系統得到進一步完善。為管好下水道，還設置了專門的官吏。如明朝內城的溝渠歸五城兵馬司管理，并由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街御史共同負責巡視。清初由工部街道廳管理內城的下水工程，康熙年間又歸步兵統領管理，乾隆時則專門設置了隸屬于工部的“值年河道溝渠處”。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曾做過一次丈量，內城溝渠總長128633丈，其中，大溝30533丈，小巷各溝98100丈。為保持下水道的暢通，不時進行掏挖。明代是“仲春開溝”s；清代又分“年修”和“大修”，年修一年一次，大修數年一次。乾隆三十一年，大修一次用銀十七萬多兩。光緒年間每次年修也要用銀一萬多兩。當時，掏溝實行“官督商辦”。清代在下水道掏挖完工時，還要進行驗溝，即讓一個人當眾從溝管的這一頭鉆進去，從另一頭鉆出來，以示將溝挖通。
可是，如此嚴格的養護制度，也難敵官商勾結、徇私舞弊。就拿驗溝來說，居然會出現鉆進去的是一個人，鉆出來的是另一個人的情況，驗收官睜只眼閉只眼就放過了。所謂挖溝，就是挖挖兩邊的泥而已，中間部分根本沒有挖通，主事官商借此分掉工程款了事。嘉慶皇帝感嘆：“京城修理溝渠，向來承辦之員，多不認真經理，甚或支領工料錢糧，從中侵扣，以至渠道愈修愈壞，于宣泄全無實裨。”光緒十六年五、六月間，京城連降大雨，由于下水道不通，不僅前三門一帶的不少民房被淹倒塌，連大清門左右的部院寺各衙門也被浸泡。
以上情況，并不表明北京古代的排水設施是落后的，它折射的是制度文明的落后。連一言九鼎的皇帝也奈何不了掏溝之事，這是怎樣的一種制度文明呢？
謀全局與謀一域
奧斯曼建設龐大的“地下巴黎”，所耗資金甚巨，其融資手段即“土地財政”。據記載，整個巴黎大改造工程耗資25億法郎，奧斯曼只向政府要了1億法郎作為啟動金，其余則向銀行和私人基金舉債，再通過土地增值后的收益償還。其做法與今天中國的城市很像搞“一街帶幾片”的開發，一條大馬路開過去，就把兩邊的街區拆除，讓房地產商參與沿街開發，以此補貼基礎設施投資。
巴黎的被拆遷居民為下水道付出了代價。大改造工程摧毀了城市的多樣性，將大量貧困的市民逐出市中心，而窮人一旦被大規模地集中到郊區居住，貧困就會在那里“世襲”，因為低收入者無法提供充足的稅收，郊區的公共服務就無法改善，這個問題再與日后的移民問題相混雜，使得巴黎郊區的騷亂不斷上演，至今未絕。所以，在稱羨巴黎豪華的下水道之時，還須明察它惹出了多大的麻煩，這也警示我們：對一個已建成的城市作如此傷筋動骨的大手術，負作用何等驚人，如果先謀而為之，不必如此返工，何其善哉。
此次國內諸座城市慘遭水淹，暴露出排水設施標準不高、保養不力的問題。北京市防汛辦的有關負責人向媒體介紹，北京市排水系統的設計標準是一到三年一遇，這個標準能夠適應每小時36到45毫米的降雨，但是6月23日的強度達到128毫米，遠遠超過這個標準，“如果要提升排水能力，需要綜合多方面的條件，比如最初的管網建設、城市規劃等等”，“城市排水設施和排水能力也決定了積水的程度，目前相關部門正在研究，希望將最低排水標準從最低一年提高到最低三年，達到三到五年一遇的標準。但是仍在研究過程中”。
2004年夏季北京市區出現內澇時，就有專家指出，排水不暢與北京路橋增加有關，因為路面和橋面的材料本身是防水的，它的防水作用導致了在降雨時橋面路面上的雨水滲不下去，就導致橋下積水。“北京道路橋梁在材料選擇上對外觀的注意較多，對滲水注重不夠，隨著北京立交橋、柏油馬路建設速度的加快，排水不暢的問題也就越來越突出了。排水管道的堵塞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大量塑料袋和其他垃圾阻塞了管道，水就排不下去了。有一些建筑設施為了方便或者美觀，私自把地溝蓋上或堵死，這就導致了排水渠道的減少，影響了排水通暢”。
中國的城市化仍在高速進行之中，此次城市大澇暗示了什么？如果說，在已建成的市區，改造排水設施存在很大難度，那么，在那些正在或即將建設的市區，該不該早為之謀呢？“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古人的話，發人深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