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的城市化過程中,拆遷成為繞不過去的話題。那些因拆遷而“乍富”起來的人們也因此實現了融入城市的夢想。對于這些搭上“政策便車”的“新市民”而言,如何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財富?面對以后的生活,在融入城市的道路上,他們還有多遠?對于局外人而言,又該如何審視因拆遷而出現的“造富現象”?
“還是要有活干才行”
K139路公交車的終點站,有一塊刻有“孟家莊”字樣的石碑醒目地立在一條大路的入口。過去的城中村現在已經改造成了一個社區。在社區前的路上,老姬正在全心打掃著路上的塵土,他把路上的塵土仔細地堆在一起,然后用小鏟子一一清理到路邊的綠化帶中。
老姬今年57歲,盡管身上穿著一身橘紅色的環衛工作服,但是滿臉刀刻般的皺紋和深古銅色的皮膚,顯示他經受了常年的風吹日曬。老姬的肩上斜挎著一個小包,包里除一瓶水外,別無他物。如果不是和他聊天,或許不會知道,現在他擁有3套住房,存折上還有幾十萬元的現金,而周邊的房價也已經接近破萬。現在老姬的收入除去這每月的1000多元的工資收入外,出租房子每月的收入也有500元左右,可以說生活過得有滋有味,“感覺是在天堂。”老姬說。
當時剛好是下午的3:00左右,路的兩旁已經有好些老人聚集,或者談天,或者打撲克,中間也會夾雜有50歲上下的中年人,貌似原本應該工作的年紀卻在慵懶地干耗時間。老姬對此已經見怪不怪了,因為此前他也是其中一分子,他不無自嘲地說:“現在就是靠自覺,全憑個人。”
老姬在分到房子后的大半年時間里,一直都沒事可做,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窮人乍富”,他有些不知所措。伴隨著補償款的發放到位,村里的很多年輕人都買了轎車,過去的村民脫離了農業生產,儼然這里真的成了城市中的社區。但老姬卻沉不住氣了。
“現在物業費還沒有交,生活成本也上來了。盡管吃穿都不愁,但總要考慮以后的日子啊!”老姬不僅參加了養老保險,并且早早地找了份工作,再加上租房的收入,他覺得這樣才穩妥一些。
一個極端的案例:已經開始啃老
“大孩子已經把分到的幾十萬元全花光了,這才五六年的時間,剛分到錢的時候,就花了十幾萬買了一輛車,后來根本不找工作,這怎么經得住花啊?”采訪中,一位56歲的母親告訴記者。
“他知道我手里還有一部分錢,這不是沒有辦法嗎,沒錢就找我要。他爸現在一個工地打工,就是當廚師,每天60元。”
盡管這種人不多,但在現實中卻真實地存在著。
這位母親不住地抱怨:“現在村里不是沒有活,像安裝門窗啊,他就不去學一門技術,都是外地人在干。”
一位別處的拆遷戶正在此地租房,他看到這里“暴富”的人群,說出了自己的想法:“突然給拆遷戶這么多錢,出現有的人揮霍在所難免,有的人也不知道怎么花,再加上已經沒地可種,或許細水長流的要好一些吧。”
記者遇到一位開“黑出租”的司機,在他看來,對于未來生活的長久打算是很多人要考慮的問題。“一年多以前,很多人還不會出去干活,畢竟手里有這么幾個錢,工資掙的錢少了,還不夠一個月的油錢呢。但是現在不一樣了,村里的大部分年輕人或者中年人都選擇出去干活,盡管有些只能干些保安之類的工作,但這比沒有工作要好啊。老是這么閑著,坐吃山空也不行。”
“乍富”之后,城市化之路依然遙遠
小王是一名租住在回遷社區的上班族,作為一名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她每天早上6點就要起床趕公交車,傍黑天才能回到住處。她對這里的環境由原來的不解,到現在的麻木。每每看到很多回遷居民無所事事時,小王坦承自己很容易陷入到一種類似關于“暴發戶”的語境描述中,無所事事、沒有追求、政策的搭便車……“再多的錢,也會有花光的一天,當‘暴富’成為過去時,生活該如何繼續?他們還是要著眼于將來吧。”小王略帶疑惑地說,“盡管因政策而致富,但他們這樣也不能說有錯,或許他們還沒有適應這樣的生活節奏。”
晚上的集市,總有幾位年輕人開著新現代轎車賣桃子,這帶給小王的感覺非常復雜,“或許他們剛剛融入城市,還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小王說,“如何更好地規劃自己的將來,應該是他們考慮的問題。”
在省城西部因某項大型工程建設而回遷的人群中,很多人也都在憧憬著補償到位后的生活,從農村到城市,很多人期待著“一步到位”。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加快,他們應該不會是最后的一批“乍富”者,但是他們是否會再次陷入孟家莊那樣的循環?如何引導他們適應進城后新的生活,走上城市化之路?顯而易見,“人”的城市化之路,依然任重道遠。
山東大學社會學系王忠武教授認為:“在快速的城市化過程中,物的城市化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人的城市化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這也是城市化的核心,包括人格、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城市化需要一個過程。對于有工作能力的,要引導其就業,完善相應的社會保障,同時加強社區文化的建設,促使人際關系的重新建立,積極引導他們適應城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