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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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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信息化進程的加速，互聯網、手機等新媒體的普及，社會輿情賴以生存的傳播渠道急劇擴張；自媒體的興起，使得中國社會輿情達到前所未有的外顯程度。下面結合調查數據對當前中國社會輿情的特點進行分析。
公眾主動利用新媒體進行表達，已由個案發展成為公民普遍的觀念和意識
經濟社會的發展促使我國公眾政治參與的自覺性、自主性與積極性顯著提高，對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各種問題更加關注，對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追求與探究日益迫切。而網絡輿論場的勃興，為公民政治參與提供了更為便捷的渠道。公眾參與社會公共領域的廣度逐漸增加，程度日益深化。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4.57億，居世界第一位。隨著網絡的普及和廣泛使用，我國網民對互聯網的應用已經從初級的信息獲取轉向互動參與。公眾主動利用新媒體進行網絡表達，已經由個案發展成為公民普遍的觀念和意識。
從當年黑龍江的寶馬案到孫志剛案、華南虎事件，再到鄧玉嬌案、甕安事件、釣魚執法事件以及2010年的局長香艷日記事件等，公民直接通過網絡互動平臺揭露政商腐敗、社會不公現象，參與公共事件的討論，給各級政府及其他相關主體帶來巨大的輿論壓力。
網絡作為當今中國最大的輿論場，代表著一定的民意，而且“可以說是一種最具‘原生態’的鮮活民意”。但現階段我國網絡表達的非理性特點仍然突出，政治參與無序性問題明顯。
微博改變了輿論的傳播格局和生成、演變機制，重塑了中國社會的輿論生態
在互聯網進入中國的十幾年中，新媒體經歷了從無到有、普及率從低到高、影響力從小到大的過程。隨著互聯網的興起，中國整個媒介生態環境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大眾媒介信息傳播渠道不斷擴張，傳統媒體對信息的壟斷和對輿論的控制格局被打破，信源主體從傳統的大眾媒介及其控制機構逐步擴展到公眾個體層面。同時，新媒體的交互性帶來了充分的即時交流和網絡互動，以往傳播格局中涇渭分明的傳者和受者的界限逐漸模糊，任何個人皆可成為信息發布者的時代得以實現。尤其是近兩年來微博的異軍突起，改變了中國社會的輿論傳播格局和生成、演變機制，重塑了中國社會的輿論生態。
微博正在上升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媒體之一，它的興起徹底打破了傳統媒體的“專業主義壁壘”，在直接發掘新的議題的同時，也從傳統媒介那里“搶”走了部分議題設置權。眾多新聞事件體現了這一趨勢。例如，網友王凱第一時間在新浪微博上發布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害的現場照片，短時間內被數千名微博網友轉發；山西塵肺病礦工鐘光偉用手機發布700多條微博講述維權遭遇……這些微博內容都曾經引起傳統媒體關注，并成為其爭相報道的對象。
同時，微博也在改變著網絡輿論場，標志著互聯網信息傳播的新階段。微博憑借短、平、快等優勢正在形成自己獨特的“微博輿論場”。微博的傳播特性加速了輿論的形成和擴散，實名認證制提升了微博輿論的權威性和可靠性，龐大的用戶群使微博輿論場具有了一定的規模效應。曾幾何時，網絡論壇、博客、新聞跟帖是三種最強大的網絡輿論載體，然而隨著微博的興起，論壇、博客在事件曝光方面的功能明顯弱化，網民爆料的首選媒體更多地轉向微博。
微博帶來中國社會輿論生成機制的改變和公眾參與公共領域、社會生活的改變，無疑給中國的社會管理提出了新挑戰。
網絡輿情影響力正積聚放大，對公共事務和政策的影響日漸深入
新媒體環境下，公眾通過新媒體表達訴求、抒發己見、監督權力、建言獻策，對政府公共管理體制、機制、運作模式等產生重大影響，網絡輿情影響力不斷積聚和放大。網絡輿情以其主體的多元化、議題的廣泛化、民意表達的直接化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為我國政策、法律法規完善過程中的價值取舍、利益權衡提供了重要依據，促進了政策、法律法規制定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首先，網絡輿情推動公共決策協商模式的確立。傳統的政府管理中，公共決策往往是通過政府相關職能部門自上而下地宣布政策出臺，民眾往往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聽證會、信訪和傳統媒體報道等幾種方式參與公共決策。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絡成為公民表達民意的重要渠道，也成為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政府決策方式逐漸從以政府為絕對主導的模式，轉變為政府主導、民眾參與的協商決策模式。如眾所周知的節假日調整，政府事先主動通過網絡媒體展開大規模的民意調查，在廣泛尊重民意的基礎上，再進行內部商議，最終敲定決策方案。
其次，網絡輿情影響公共管理的政策議程，促進政策法律法規的完善。網絡表達的聚焦和升溫，會促成社會公共領域的議論，引發政府等公共管理主體的重點關注，形成社會話題的“公共議程”，并使之最終上升為政策議程。如佘祥林案中網絡的熱議，推動了死刑案件審判程序的改革；上海釣魚執法事件，帶來對“釣魚執法”的明文禁止；“開胸驗肺”事件推動了衛生部新版塵肺病診斷標準的發布與實施；等等。可以預計的是，隨著中國社會的民主進步和新媒體的發展，網絡輿情對公共事務和政策的影響會越發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