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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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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深陷債務危機。到2010年無論是按國際公認的“債務余額/GDP 60%”的警戒線，還是“財政赤字/GDP 3%”的警戒線，希臘、愛爾蘭、意大利、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美國、日本均已超標。
目前，從技術上看，希臘已經“破產”；而意大利主權債務又被降級，進一步增加了歐債危機救援的難度。一系列危機，可以透視出西方債務危機中反映和可能反映的十大矛盾。
一是超高福利與政治體制的矛盾。西方政治體制表面看核心是“三權分立”，真功夫是競選。二戰以來西方普遍實行超高福利政策，形成超高福利文化，且胃口越吊越高。
為了選舉的需要，各參選黨派就不得不競相承諾提高福利的價碼。“超高福利文化”的“無限性”與民主政治體制趨向的“極端性”形成尖銳矛盾，并由此產生第二個矛盾，即兌現競選承諾與財政能力的矛盾。
為了兌現競選承諾，就得提高財力，接著就得增加稅收。但是西方人口逐漸老齡化、勞動力成本上升，造成產業空心化。這就產生了第三個矛盾，即經濟衰退與增稅的矛盾。
據歐盟統計局最新數據，歐元區GDP環比已從一季度0.8％跌到二季度0.2％，創2009年以來最低水平，其中作為歐元區火車頭的德國僅為0.1％。法國更是原地踏步，三季度預測數比二季度還低。經濟衰退增不了稅，又要維持黨派權利和爭取連任，就得實行赤字財政，大肆舉債，這就產生第四個矛盾，即保位與欠債的矛盾。
為了保位而欠債，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欠債越來越多，雪球越滾越大，就形成了債務危機，就得減少赤字。“減赤”引發民眾抗議、消費低迷，帶來進一步的經濟衰退、失業增加，反過來又導致稅收下降、赤字增加，這就出現第五個矛盾，即克服債務危機與經濟衰退加劇和社會動亂的矛盾。現在示威游行和騷亂已經此伏彼起。
高債務問題自身解決不了，就要向其他國家求救，這就產生第六個矛盾，即德國等國的救助意愿與救助代價的矛盾。換句話說，就是德國人豈能替希臘人埋單？默克爾是想救歐元的，但她面臨著要歐元還是要選票的問題，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這也是德法等國口惠而實不至的原因。
德國解決不了，歐洲央行能否幫助解決？英美等國由于是自主貨幣國家，還可通過債務貨幣化（變相賴債）來解燃眉之急。這樣一方面把通脹禍水引向新興經濟體，一方面若干年后央行再公布免除政府債務，或者干脆再掩飾一下，發它個百年長債，后人埋單。這樣做，美聯儲可以，但歐洲央行難，首先德國的議會就難通過。即使歐洲央行有意這樣做，歐元區債務國又何止“歐豬五國”？就可能出現各高債國爭搶“貨幣化額度”的亂局，這就是第七個矛盾，歐洲央行體制與債務貨幣化解決方式的矛盾。
同時，目前不僅是西方高債國的融資需求高峰，也是西方銀行體系的融資需求高峰，西方銀行體系的融資需求與其總負債的比率大多達30%~40％，這就產生第八個矛盾，高債國政府融資需求與銀行融資需求的矛盾。
上述種種辦法解決不了問題，只好債務展期。債務展期產生第九個矛盾，長痛與短痛的矛盾。短痛可以讓高債國破產（當然破產也會帶來一系列問題），長痛說不定會經歷更多的劇痛，最后使更多的高債國破產。
長痛短痛都不行，可否歐元區再前進一步成立“歐羅巴國”？歐元是歐元區貨幣體制的象征，“歐羅巴國”是歐元區財政體制的象征，這個設想可行么？這就出現第十個矛盾，歐元區貨幣體制與財政體制的矛盾。德國人不愿替希臘人埋單，希臘人覺得小國之君也比大國小民風光……
上述十大矛盾的第一推動力仍是西方超高福利和政治體制的矛盾。如果西方不解決政治體制上的“極端民主化”和文化上的“超高福利主義”，十大矛盾難以化解，暫時解決也是飲鴆止渴。
回過頭看，2008年金融危機特點是死得快，但救助也快，不過藥物要時時備用，治標不治本。而目前的債務危機是癌癥，特點是死得相對慢，但救治也慢，如未擴散，可以開刀動手術，如擴散范圍、程度有限，可以多次開刀，同時施以中醫療法，這樣或許有救。（唐雙寧 作者為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本文為作者在2011歐亞經濟論壇暨西安（浐灞）金融高峰論壇上的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