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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9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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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臨汾市永和縣趙家溝村村民 李旭鴻攝
近年，“民工荒”的問題引起普遍關注，所謂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問題的討論也此起彼伏。然而，就在人們對“民工荒”問題寄予注意的同時，卻將藏匿于“民工荒”背后的另一種“勞工荒”現象——“農民荒”給有意無意地忽視和屏蔽掉了。一個農業大國出現了“農民荒”，這是一個重大的國情變化……
●“年輕人成了稀罕物” “農民荒”前景不容樂觀
“如果不算留守兒童，村里常住的勞動力里邊，最年輕的是一對46歲的夫婦。”這是在河北省崇禮縣獅子溝鄉西毛克嶺村調查的情況，如今全村在冊人口458人，實際常住人口216人，村里青壯年均外出務工，60歲以下勞動力屈指可數。
在山西省臨汾市永和縣趙家溝村，情況大致類似。趙家溝村戶籍人口數234人，在村常住約130人，基本上也都是老年人和兒童。2011年6月，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發現，河北、山西、湖南、內蒙古等其他省(區)的情況，大致都是如此，本來是農業大省的中部廣大農村地區，年輕人變得越來越少。
據了解，農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是當前“三農”問題的突出現象。農村人口外流在給經濟增長與發展帶來收益的同時，也給農業農村的發展帶來了務農勞力缺乏的“農民荒”以及相應的連鎖反應等一系列問題。
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研究》課題組就新農村建設現狀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調查，共涉及17個省(市、區)、20個地級市、57個縣(市)、166個鄉鎮、2749個村莊。結果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四十歲以下的勞動力。5年過去了，情況更為嚴重。
由于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近年來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影響農業穩定和糧食安全。據了解，在湖北省濱湖村，由于勞動力短缺、種糧效益較低等原因，農民對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興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積達40%以上，并且還存在“隱性撂荒”現象，本來可以種植雙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種了單季稻。
據調查，盡管在山西臨汾市永和縣趙家溝村目前的2500多畝耕地中，還很少有撂荒的現象，但是前景不容樂觀。目前種玉米、核桃等的主要勞動力都是60歲左右的農民，純樸的農民大叔大娘，出于對土地和耕種的自然感情依然堅守耕作，但是現在每人平均要經營20-30畝耕地，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勞動力“超負荷運轉”。該村已經出現種糧的農民不足，再過5-10年，這些老人無法勞作之時，種糧主產區的勞動力將后繼無人。這些地區農田分散，土地流轉實踐也不成熟，社會資本進入集中耕種的積極性并不高。如果若干年“農民荒”沒有得到緩解，農村已經存在的“撂荒”現象將會愈演愈烈，由于糧食生產的季節性，一次發生，影響一季，持續發生，將會惡性循環，威脅國家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
●“娃娃們越來越少” 農村義務教育形勢嚴峻
“原來鄉里建設的行政村小學，有的已經只剩幾個學生，有的校園已經撤銷，人去樓空，被用來養豬和他用?！?/p>
據山西省永和縣坡頭鄉校長楊香瑞介紹，近年來“娃娃們越來越少”，在上世紀90年代全鄉小學生最多時約有800位，2007年減少為200位左右，2009年開始減少為90位左右?，F在全鄉已經沒有初中學校，原有的初中改成了中心小學，有教職工24位，現在中心小學只有68名學生，其他行政村還有4所小學，共有21名學生，平均每個小學5名學生。鄉里一個青年村民介紹說：“我記得我姐姐讀書的時候，我們小學，都是50-60人一個班，現在我們800人口的村小學，今年3個學生，一個老師，只開到3年級。”
據調查，鄉村小學學生數量減少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農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導致的適齡兒童的減少，近年來該地農村大多家庭只生1-2個孩子，而上世紀大多4個孩子左右；二是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帶走了適齡兒童；三是鄉村學生轉到縣城、城市等教育條件更好的地方上學。
眼看自己的學生越來越少，楊香瑞校長感嘆不已：“3700平米的校園面積，新建的校舍總投入130萬元，如果學生繼續減少，國家對學校的教學、住宿等基礎設施、教職工的經費財政投入將面臨巨大的浪費，財政資金的使用績效將受到極大影響。而現在，那些跟著打工的父母出去的娃娃，在城市接受教育也是困難重重，進好學校費用高，自辦的學校師資和硬件條件也跟不上?！?/p>
據了解，由于農村適齡兒童的大幅減少，農村義務教育的出路需要隨著“服務對象”的轉移而轉移，根本的解決之道是統籌城鄉義務教育，進一步擴大縣城、大中城市的基礎教育學校規模，平等地對城市戶籍和流動適齡兒童提供義務教育。加強農村義務教育投入和校舍建設的前瞻性，摸清情況，提早應對，對于一些尚未投入農村校舍建設的縣域要集中力量辦好縣鄉中心校，暫緩建設新的村小學，加大中小學生的住宿補貼和伙食補貼政策力度。
●“那些消逝的村莊” 農村傳統文化正在消失
農耕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基，中華文化的靈魂和精髓與農耕文化和生活形態密不可分。然而，在當前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廣大農村和農耕文化正在消失。
據《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字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從2005年至2009年逐年減少，分別為62.9萬、62.4萬、61.3萬、60.4萬、60萬。平均計算，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
這說明，在中國這個曾以農業文明興盛的廣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正在消失。
在山西趙家溝村，由于人口大量外流，留守的村民除了偶爾看電視和電影下鄉外，目前傳統文化生活基本處于空白，傳統的社戲、戲曲、民俗活動已經基本上“曲終人散”。趙家溝村的古戲臺已經破敗不堪、長滿雜草。按照目前的趨勢，再過10到20年，隨著老人陸續過世、兒童外出求學，趙家溝村這樣典型的黃土高原的生態村落，可能將面臨“空巢”的境地。在趙家溝這樣的村莊，農村的傳統和文化生活形態將只能成為記憶中的往事。這樣的情況在南方等經濟較發達地區同樣觸目驚心。
在廣州清遠連州市文化廣場旁，乘45分鐘的公共汽車，再徒步走40分鐘的山路，穿過連綿山坳，便到了河背村。這是一個普通的粵北小山村。現在，一年中最熱鬧的春節，也未能給它帶來一絲生機——原本23戶人家的村莊，如今搬遷得只剩下兩戶村民。
●“跳出農門是美好理想” “有地必種”怎樣落實
“農民荒”背后，有著多重原因。
當前城鄉一體化中的農村向城市的單向輸出，即在城鄉二元結構之下的城市化過程中，由于農業和農村投入產出率相對較低，相對城市基本公共服務較差，農村的人才、勞動力、資本等持續、單向地向城市流動，導致農村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呈現資本和勞動力凈流出的現象。這種情況在距離城市較遠的農村更為明顯，尤其是以種糧為主的農村。這種單向輸出加劇了“農民荒”現象。
當前，傳統農業的資源配置效率潛力有限、收益率低。由于農業發展的基礎薄弱，農業生產條件相對較差，傳統農業比例大，收益率低。
在山西省臨汾市永和縣趙家溝村，村民董維紅介紹說，他2010年種了24畝玉米，收獲玉米約3萬斤，銷售收入3萬元，種子化肥等成本投入1.3萬元，如果計算上每天的勞動力成本70元至80元，一年到頭凈收益幾乎沒有。湖北省濱湖村農民給調研組算了一筆賬：好年景種植1畝雙季稻，購買種子、化肥至少需要400元，購買農藥也需要50元，這還不包括請人幫工等其他支出；而兩季稻谷最多收獲1500斤，市場價不到1800元，相當于外出務工1個月的收入，一旦遇到干旱、病蟲害等情況，算上抽水的電費、油費等開支，“種田還要倒賠錢”。
與此同時，青年農民“跳出農門”的愿望越來越強烈。在青年一代農民中，“打工越來越成為農民收入增加和謀生的主要辦法”，“城鄉流動、遷移并定居城市日漸成為農民的強烈愿望”。因此，青壯年勞動力由于種地純收入太低、種地條件太苦和不體面而不愿回村耕種。
農村生育率下降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農民荒”。由于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等多方面的影響，近年來，農村生育率大幅下降，少年兒童急劇減少，農民后繼乏人。
糧食始終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基礎，任何時候都不能出現閃失。保住18億畝耕地，最重要和最實際的是要“保住耕種18億畝地”，“有地必種”比“有地可種”更為重要。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荒”問題，必須調動農民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逐步提高糧食等農產品價格。同時，要完善農產品補貼政策。
在當前糧食價格還不能較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對于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撂荒土地的區域，農戶和社會資本進入的積極性不高，需要彌補“市場失靈”。對于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撂荒土地的區域，專家們建議中央和地方出臺措施，吸引產業資本，依靠農業龍頭企業或者種糧大戶，組織糧食生產，確保在“有地可種”前提下的“有地必種”。同時，在企業大規模進入農業生產領域的情況下，要確保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