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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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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土地副總督察甘藏春11月22日表示,農地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城市化進程滯后,造成大量“偽城市化”農民。征地矛盾增多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一定程度上漠視征地法律程序,造成耕地快速減少,犧牲農民利益。土地政策、土地立法重點將轉向維護農民土地合法權益等。(11月23日《京華時報》)
常態視角下,“城市病”大多被闡釋為交通堵塞、人口擁擠、就業困難以及隨之引發的諸如環境惡化等一系列綜合性的不良癥狀。然而,如是宏觀層面中的概念表述,往往掩蓋了更為具體的城市化負面之痛。尤其是在“城市化速度世界最快”的語境之下,那些“艱難轉身”的特殊群體更應被關注。甘藏春所稱的“偽城市化”農民顯然就屬該列。
“城市病”的最終承受者無疑是市民,而從抗壓能力而言,那些剛從土地上離開的“新市民”,無疑是最弱的一環。“人的城市化滯后”的背后是制度缺位。
必須承認,“偽城市化”農民的表現絕不僅限于農民與市民的文化和素質差距,而更多在于轉變過程中的身份落差導致的權利失衡。一是征地補償機制的設計欠缺。在大多數情況下,現今征地模式實行的是貨幣化兌現,即直接用土地面積作為補償標準,而非長效的制度性補償。這種方式,一方面催生了一夜暴富的“神話”,同時為“偽城市化”農民的誕生埋下禍根。
制造“偽城市化”農民的另一推手,是近年來城市化浪潮的劇烈與管理者對于城市化的過度迷戀。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人口司司長茲洛特尼克曾言:“中國在過去30年中的城市化速度極快,超過了其他國家。”在這種態勢之下,違規征地得以強力推行,甚至出現“數字上的城市化”,即片面追求城市用地規模和城市人口的增長,而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就業問題卻被一再擱置,由此衍生“被城市化”的惡果,“偽城市化”農民自然難以避及。
耕地的重重透支,農民表面看來進入城市,而在身份上卻難以實現轉身,在“回不去的鄉村與進不去的城市”之間,“偽城市”農民成為一個異類存在。甚至某種程度上而言,處于灰色地帶的他們,只是充當了城市化浪潮中的數字支撐。
從發展的角度而言,城市化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命題,而絕非數字上的變遷。然而,“偽城市化”農民的出現則是簡化思維下的一個直接投影,更是不折不扣的“城市病”。要想真正杜絕病態式的城市化,在管理者眼中,至少要讓“城市化”的概念豐富起來,即城市化中不能缺了“人的城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