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深入推進，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現代工業與傳統農業并存的二元結構，必然向城鄉一元的現代化結構轉變。我國農村改革歷史上，從1982～1986年和2004～2008年，先后兩輪出臺過十個中央“一號文件”，第一輪的五個“一號文件”，我國農村構筑起以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為核心、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第二輪五個“一號文件”，分別對增加農民收人、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展現代農業、加強農業基礎等作出部署和安排。十七屆三中全會在繼續強調發展現代農業、推進新農村建設的基礎上，提出“堅定不移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目標，由“城鄉統籌”，到“城鄉一體化”是一次跨越，意義非凡。進入“十二五”，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如箭在弦。從“城市”到“城鄉”，一字之差卻意味深長，標志我國真正跨進了城鄉統籌發展的新時代。
誠如約翰?奈斯比特與多麗絲?奈斯比特著的《成都調查》所描述的那樣，成都統籌城鄉改革在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基層民主建設三大實踐方面積極探索，促進了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提高了農民的收入，并且提升了他們的消費能力。成都的創新三角模式正在刺激國內需求與消費。成都的總體思路與城鄉的協調發展保證了農民的利益。不斷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為現代產業、高科技園和研究中心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目前，成都已經成為西部大開發中的引擎城市、中國內陸投資環境標桿城市、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重要引領城市。
筆者以為，所謂的“成都模式”最好不要稱之為“模式”。“模式”是思維的固化，而成都統籌城鄉的改革還在不斷地探索與創新。“成都模式”應該稱之為“成都實踐”。事實上，成都是在踐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踐行科學發展觀的成功實踐，踐行統籌城鄉改革的探索實踐。“成都三大實踐”無疑是統籌城鄉改革的“殺手锏”，也是制導成都發展大趨勢的重要內生力。
“成都三大實踐”之一：“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創新實踐”。產權是驅動經濟發展的車之雙輪、鳥之兩翼。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結構的三要素契約、產權和國家共同決定了制度效率，三者的獨立性與相關性共同演繹了提高制度效率水平的不同路徑，通過干預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結構的各要素是實現土地資源優化配置，促進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途徑。破解城鄉發展難題，城鄉必須聯手，用城鄉一體化的新型社會結構形態，去取代城鄉分離的傳統社會結構形態。2008年1月，成都在全域內進行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試點。成都市以“還權賦能”、“農民自主”為核心，圍繞建立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農村產權制度，開展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農村房屋產權的確權登記頒證。成都在農村土地產權改革中，讓農民不失地、不失利、不失所、不失業，積極有效的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堅持各類建設少占地、不占或少占耕地，以較少的土地資源消耗支撐更大規模的經濟增長，堅持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協調統一，不斷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讓城鄉一體化的各種要素在其中集聚與裂變，把城市化、工業化與農業產業化、現代化渾然一體，綜合一地，使產業發展、農民就業。
“成都三大實踐”之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成功實踐”。基本公共服務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部門為人民群眾提供的基本民生保障，是以全體社會成員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為目標的制度安排，包括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權、基本能力、基本健康需要的公共服務，主要組成部分是基本教育公共服務、基本醫療公共服務、基本養老公共服務、最低生活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內容。在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30余年的基礎上，我國已經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并以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綜合實力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姿態從世界邊緣地帶走到了舞臺核心，公平正義共享成為新時代的主流價值取向：民生訴求在發展中全面升級，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統籌城鄉發展、完善政府職能的關鍵內容和實現公平正義、保障國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必要舉措，正在成為國家“十二五”乃至更長遠時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與社會建設的主要目標。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必須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成都市作為國務院2007年批準的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自2003年以來在推進城鄉一體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顯著成效，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成都從民生最迫切的就業、醫療、社會保障與中小學教育等幾大領域“破冰”，形成了城鄉群眾共創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成都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為成都人民安居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也為成都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領頭羊、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貢獻者之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服務導向型政府、濃厚的企業家氛圍、可靠的人才保障、良好的勞動力市場調節和放松愜意的生活方式，成都的商業環境對國內外投資的吸引力正在不斷提高，成都發展的宏偉篇章已經拉開帷幕。
“成都三大實踐”之三：“新型城鄉社區治理機制的探索實踐”。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擴大基層群眾自治范圍，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鄉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中國正在形成與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相吻合的民主制度。人民所真正關心的是社會安定、經濟繁榮，這樣他們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個人目標。政府的責任就是創造這樣的條件，為人民安居樂業創造良好的環境。為了完善人民在決策過程中的民主權利，成都設立了村民議事會。在這一新型由下至上的民主模式中，人們不僅參與基本村務的決策，也參與到長期發展戰略的制定中。人們通過自己選舉的代表參與到自己城市乃至國家的未來發展之中，這是中國由下至上民主進程中的重要一步。新型村級治理機制等行之有效的基層民主建設制度，已在逐步從成都的農村走進城市，特別是村民議事會制度業已陸續被各區引進到居委會的日常工作中。這或許就是農村基層民主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即回過頭來又能影響城市的民主，影響更高層次的民主。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實施“真民主”，成都市民的民主意識、權利意識將不斷提高，實現各種利益群體意見的充分表達，使成都按照建設世界現代田園城市的目標，實現“社會公正”的理想。
未來10年是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關鍵時期，在長江三角洲、京津塘、珠三角改革等驗區，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探索已經展開，有的還取得重大成就。從全國范圍推出構建城鄉一體化新格局，反映出科學發展觀認識的深化，預示著城鄉統籌戰略的提升，暗含著工農業關系、城鄉關系調整將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約翰?奈斯比特與多麗絲?奈斯比特著的《成都調查》認為，成都改革的三角模式——產權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基層民主，是一項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改革統籌戰略，它們不僅有助于消除中國西部農村和城市地區長期以來的結構性矛盾，更可以成為中國改革與發展的一個典范。《中國大趨勢?成都模式》對成都發展模式的經驗總結，將對我國城鄉統籌發展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衷心祝愿《成都調查》的出版，能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統籌城鄉改革的大趨勢，了解成都改革與發展的大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