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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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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福林
未來幾年，我國的經濟轉型將面臨著更為復雜、嚴峻的挑戰：（1）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加大。國際市場繼續動蕩與萎縮，將是一個中長期趨勢。（2）我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也在加大。與歐美國家不同，我國并不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增長動力，但經濟增長的內外部約束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3）經濟轉型的不確定性因素也有所增大，“十二五”的經濟轉型將面臨深刻的結構性矛盾。
在這個特定背景下，要不要把消費主導作為經濟轉型的戰略重點，各方有不同的議論。我認為，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既決定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又關乎下一步經濟轉型與改革的基本選擇。
為什么要提出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
總的看法是：實現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型，既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成敗所在，也是改革攻堅的重點所在；既影響短期宏觀經濟穩定，又決定著中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1．我國正處在走向消費主導的歷史拐點。總的看，由于歐美市場萎縮，國內需求結構變化，需要改變投資出口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投資與消費失衡的狀況難以為繼。這突出地表現在：一是2010年投資率 （48．6％）已經超過消費率（47．4％），在未來5年左右無論是工業品還是基礎設施均面臨著過剩壓力。二是投資邊際產出持續下降。例如：我國的投資產出率從1997年的3．17元下降到2009年的1．52元，帶來了效益下滑的隱憂。三是高投資依賴于大量的信貸與貨幣投放，增大了金融體系系統性危機的風險因素。
消費潛力釋放正處于重要的歷史起點。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一是城市化正處于加快推進過程中。城市是重要的消費載體。未來10年，10％—15％的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將釋放巨大的消費規模。二是服務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未來10年，服務業占比提高15—20個百分點，意味著消費市場規模的擴大。三是2020年基本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助于明顯改善居民的消費預期。根據世界26個主要國家的歷史數據，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將增加0．2個百分點 。四是城鄉一體化的進程、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將釋放巨大的農村消費潛力。以2009年數據估算，如果農村居民人均消費占城鎮居民平均消費水平的60％，達到全國平均消費水平，按6．7億農村人口測算，新增年消費規模將超過3．6萬億元。
2．把短期以投資為主的保增長與中長期以消費為主的可持續發展有機結合起來。經濟增長不確定性的挑戰，將使保增長成為短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之一。這就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資規模。問題在于，未來幾年的保增長應當與2008年反危機的投資導向有所不同，要在短期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為中長期的消費主導奠定基礎、創造條件。
調整投資結構。以政府投資為例，2008年政府投資的相當比例是集中在基礎設施等生產性投資。在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等社會領域的公共性投資雖有加大，但尚不到位。未來1—2年的投資，應當按照需求結構變化的趨勢，加大以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等為重點的公共性投資。
調整投資來源。一方面，政府投資要調整存量，重點是調整國有資本配置，以公益性為重要目標加大對社會領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擴大民間資本投入，尤其是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到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建設等領域。由此，逐步解決長期以來以政府投資為主積累的矛盾與問題。
調整投資速度。2010年的投資率已經超過消費率。尤其是在歐美市場中長期萎縮的趨勢下，進一步擴大投資將有可能增大產生生產過剩危機的風險。就是說，既不能使投資大幅下降，又不能繼續維持當前接近50％的高投資率，需要適當調低投資增速。
3．“十二五”有可能初步實現從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型。這里講的“初步”，即力爭用5年左右時間，使最終消費從48％提高到55％左右，使居民消費率從35％提高到45％左右。我認為，實現這個目標的可能性是有的，關鍵在于兩條：一是相關政策調整和改革要到位，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二是迫切需要把提高消費率作為“十二五”政府的重要約束性目標。
中央“十二五”規劃建議和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都明確提出，“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逐步使我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這是一個符合我國發展趨勢的戰略性判斷。
為什么提出民富優先的發展導向？
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主要在于提升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使國內消費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正是著眼于經濟轉型的現實需求，才提出民富優先的發展導向。這里的“民富優先”，主體是城鄉中低收入的居民，重點是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目標是以民富帶來國富。
1．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需要確立民富優先的發展導向。
經濟轉型的特點是民富優先。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由以溫飽為重點任務的生存型階段進入到以人的自身發展為基本目標的發展型新階段。為此，發展型新階段我國發展方式轉變的實質，就是從經濟總量導向轉向國民收入導向。從實踐看，經濟總量導向的增長依賴條件是投資主導，特點是國富優先的發展；國民收入導向的增長依賴條件是消費主導，特點是民富優先的發展。
走向消費主導的主要條件是民富優先。1978年—2010年，政府消費率基本保持在13％以上的水平，而居民消費率則從 1978年的48．8％下降到2010年的33．8％，由此拉低了最終消費率的水平。擴大消費的主體是城鄉居民而不是政府，這個居民主要指中低收入群體。這就要求：第一，不斷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放到經濟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統籌考慮。第二，緩解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強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信心。第三，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加大再分配的力度，改善中低收入者消費預期。
2．現行的經濟增長方式具有國富優先發展的突出特征。
經濟增長方式具有明顯的國富優先發展的特征。具體表現在“三個快于”：一是GDP增長長期快于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例如，盡管“十一五”是城鄉居民收入增速歷史上最高的5年，但與平均11．2％的GDP增速相比，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9．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8．9％，應當說仍有明顯的差距 。二是國家財政增長長期快于GDP增長。例如，2010年我國財政增長率為20．88％，GDP增長率為10．3％。三是國有資本擴張長期快于GDP增長。2005年—2009年，國有資產總額平均增長20．5％，既快于GDP增長，也遠快于民間資本的擴張速度。這“三個快于”，客觀上使國家的生產能力快于居民的消費能力。
國富優先是一種過渡性的增長方式。它有其歷史貢獻，對盡快改變短缺狀態、解決社會溫飽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問題在于，國富優先的發展積累的弊端越來越多，如果不轉型，投資消費失衡的矛盾難以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的局面也難以改變。
由民富優先走向共同富裕。民富優先的出發點是廣大中低收入者，是著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之成為重要的消費主體。例如，農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性住房等。民富優先，是通過調整國家與社會財富分配格局，奠定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
3．推進以民富優先為重點的結構性改革。
推進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財稅體制改革。逐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負，培育中等收入群體。逐步降低企業稅負，使勞動收入增長有更大的空間。
加快以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為重點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我國還處于較低福利的階段，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風險，而且有利于推動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
實現以公益性為目標的國有資產配置。要明顯提高國有資產的收租分紅比例，使國有資產收益成為社會福利體系的重要來源之一；為解決公共產品短缺的突出矛盾，要加大國有資產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配置比例。
為什么提出要改變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
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既需要解決收入分配格局調整等突出問題，也需要解決政府轉型等深層次問題。從實踐看，改變投資拉動型的增長方式，關鍵是改變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1．經濟生活領域，不是堅持政府主導下的市場，而是堅持市場主導下的政府。這是因為：政府不能替代市場，任何其他工具都不能取代市場機制在增長體系里的基礎地位。政府公共服務的基本職責是提供經濟性、社會性和制度性的公共服務。
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場。改革開放30年最重要的經驗是 “解放市場”，通過市場基礎性作用的發揮，創造出計劃經濟時代無法比擬的經濟活力和經濟效率。當前，經濟生活領域存在的諸多矛盾與問題，大都與政府主導有直接關系。長期下去，會形成弱化市場的傾向，甚至有可能使某些計劃經濟因素復歸，造成市場化改革停滯、甚至倒退。
防止政府失靈與防止市場失靈同等重要。市場自身存在失靈，存在缺陷。彌補市場失靈是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但政府自身也存在失靈，不能以失靈的政府來替代失靈的市場，也不能將政府轉型不到位形成的“政府主導”與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有效干預劃等號。就是說，應當既要防范市場失靈，也要防范失靈的政府，兩者同等重要。
堅持經濟生活中的市場導向改革。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是要在經濟生活領域堅持市場主導的基礎上發揮政府作用，而不是在政府主導的基礎上發揮市場作用。在經濟領域堅持市場主導，防止權力與市場結合，防止行政壟斷，防止特權經濟，有利于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
2．改變經濟總量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
以經濟總量為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逐步積累了經濟風險，尤其是地方債務風險。未來幾年，我國經濟風險的增長，不是來源于過度消費帶來的金融風險，而是地方政府過度投資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地方主導的經濟增長，以追求GDP增長速度為首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重要任務、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業項目為突出特點、以資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預為主要手段。
3．不能把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固化為“中國模式”。
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在現階段的缺陷比較突出。主要表現為：過于追求做大總量，把發展簡單地等同于總量擴張，由此產生包括貧富差距擴大、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社會風險增大等多方面的問題。
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所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仍在加劇。突出問題是：重視解決眼前的緊迫性問題，忽視深層次的中長期問題；重視解決周期性矛盾，忽視結構性矛盾。由此，習慣于用短期工具處理長期問題，造成短期問題長期化，周期性問題結構化。事實上，現實經濟社會生活中的相當一部分短期問題都與中長期問題相聯系，周期性矛盾往往源于結構性矛盾。為此，要跳出短期看長期，跳出總量看結構，跳出“中國模式”繼續學習先進經驗。
轉型與改革遠未完成。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許多改革還遠不到位。未來5年—10年，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的任務還十分艱巨。在這個特定背景下不適當地強調和宣揚“中國模式”，忽視體制機制中的深層次矛盾問題，有可能使我們的判斷出現嚴重失誤。為此，需要重點討論的不是“中國模式”，而是如何加快推進未來5年—10年的轉型與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