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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9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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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有些事兒是否真是團委所為，重慶某大型臺資企業的機械維修工陳玉清“認定”近來他所在的農民工集宿區的幾樁大事兒“一定是團委的人”給辦下來的。
宿舍區時不時停水、停電的情況得到緩解，宿舍區沒有平價食堂供農民工吃飯的問題也得到解決。這兩個問題，正是兩個月前，“團委的人”到宿舍了解情況時，陳玉清當場提出的。
“不是團委，還能有誰？一來，除了他們，過去從沒‘政府的人’進過我宿舍；二來，這些問題我早就向公司、物業反映過，從沒人給解決過。”陳玉清至今仍說不清那天究竟是哪一級團組織的哪位“領導”進了他的宿舍，只記得對方是團委的，戴著“標記”（即團徽，記者注），而且是來與農民工“面對面”交流的。
這個過去與團組織幾乎毫無往來的21歲進城務工農民心里，如今嵌下了一枚團徽。
全國各地團組織“面對面”活動基本大同小異，無外乎一份問卷，一趟調研，外加若干場座談。但在重慶，同樣的工作，有了更加豐富的“外沿”——調研、座談不只是“一錘子買賣”，團組織在“怎么聊”、“聊什么”上頗費苦心，食堂、宿舍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必游之地”；“干聊”還不夠“解饞”，團組織在“聊完怎么辦”上下足功夫，每聊一處，都力爭為“被聊者”解決實際問題。
去同一家工廠調研同一批人，為啥要跑三回？
這已經是重慶市九龍坡區團委書記鄧立往區里某家機械制造公司跑的第三回了，她心里估摸著，那里的20多名25歲至35歲的外來青工已經“快被煩死了”。
這一次，她做了充分的準備，相信不會再“冷場”了。要知道，前兩場調研座談分別只持續了40分鐘，“基本都是團干部和同去的工商、衛生部門的人在那兒‘干談’，青工們只是‘嗯啊’答應兩聲，我覺得沒啥成果。”
沒有效果，鄧立開始“反思”，為啥普通青年不愿意跟我們溝通？為啥輕松的“聊天氛圍”愣是創造不出來？
再次來到工廠，鄧立帶頭換了一身便裝，叮囑個別執法部門人員“千萬不要穿制服”，“大家必須隨便點兒。”座談會開始前，她刻意增加了“游戲”環節，所有人不論級別高低、崗位差異，全都在一起玩“搶凳子”、“跳大繩”。
“先玩到一塊兒，再一起座談。”這次座談，鄧立感覺好多了，不算游戲時間，足足聊了兩個小時，而且主要由青工們發言。
團重慶市委權益部干事潘毅也在為類似的問題發愁。去企業與一線員工接觸，實在太難了，“除了青聯、青企協的老總，其他企業主基本不搭理我們，誰也不愿意花時間、費精力去給你組織人來座談。而且一線員工都是按件計酬，跟你座談，對方覺得浪費時間。”
潘毅還從未干過如此“沒譜兒”的事兒——這天中午，他要帶著團市委干部、其他政府職能部門團干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一同去農民工食堂，“不知道能不能抓到愿意聊的工人。”
為保險起見，他不得不使出“送新年禮物”這一招兒，給每人兜里都塞上一堆巧克力，“一邊跟工人聊天，一邊送些巧克力給對方吃。”
今年“面對面”活動開展以來，潘毅發現，重慶各級團組織的工作方法發生重大改變。不僅往企業跑上若干趟的團組織“大有人在”，而且團市委一樣直奔農民工食堂、宿舍的團組織也不在少數，“調研是個技術活兒，不能拜托幾個青聯委員發發問卷就草草了事。我們在關注‘怎么聊’、‘聊什么’的同時，也能轉變自身的工作作風，在農民工群體中提高團組織知名度。”
“面對面”只是“開始”，后續跟蹤費思量
重慶市豐都縣政協社法委主任古小弘今年也參加了團組織搞的“面對面”活動，不僅如此，他還把民政局、關工委、宣傳部、教委的相關工作人員一同拉上，參加團縣委組織的調研。
這種做法，一方面能方便團委在包攬全局的情況下，寫出更有說服力的調研報告，另一方面，也能為后續的“提案、議案回復”做好準備，“職能部門的人都一塊兒跟著去，有些問題當場就能回復和解決；當場解決不了的問題，也讓他們心里有個數，回頭好好整理、討論，看看將來怎么辦。”
今年，重慶團組織與全市各級人大、政協通力合作，共同開展重點提案協商、聯合視察、專題調研，以推動解決實際問題。不僅如此，團組織內部，也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后續跟蹤”服務體系，為的就是解決“聊完怎么辦”的問題。
九龍坡區團委書記鄧立是一名老團干了，在她看來，“面對面”活動絕不能演變成團組織一年一次的“一錘子買賣”，“應該好好利用‘面對面’這個載體，它不僅是一個團組織在兩會上集體發聲的機會，其調研過程，更是一個提升共青團在各類青年群體中影響力的好機會。”
在團重慶市委“面對面”活動指導意見的前提下，九龍坡規定：直屬28個團組織負責人每年聯系100名普通青年；非直屬團組織，如“兩新”團組織負責人，每年聯系50個以上普通青年；大學生村官、西部計劃志愿者每半年聯系10戶以上農村青年家庭，并且必須幫助解決至少一個問題。
一名在“面對面”活動中與鄧立結識的18歲KTV服務生令她印象深刻，“胡子拉碴的，不愛主動發言，別人發言時他卻喜歡插嘴、補充。”活動結束后，鄧立私下里與他單獨聊天，男孩兒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愿望，“就是一門心思要留在城里。但只想過要留下，卻從沒想過要怎么樣才能留下。”
一次“禮儀培訓”的機會，鄧立給他打了電話，邀請他參加。培訓結束后，小伙子給鄧立發來短信，“我終于知道領班為啥總是不提拔我了，我自己做的確實有很多不足。”
在鄧立通過“面對面”活動聯系上的100名普通青年中，能像這個男孩兒那樣與她保持兩次以上較頻繁聯系的只有大約40人，“一次‘面對面’本身的成效其實不算高，聊一次天能解決什么問題？但如果能有長期的聯系，能幫助一個是一個，久而久之，成效一定會顯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