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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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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家財經媒體官方微博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個課題組的測算顯示，當前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約為8萬元/人，分解到20年，每年所需資金為1萬億元，約占2010年8.3萬億元財政收入的12%左右。以2.5億農民工為基數計算，農民工市民化總成本將“達”20余萬億元。
一個“達”讓人打個冷顫，不是因為農民工市民化要花去多少錢，而是因為，這其中透露出的冷酷與無知。
其實，這份報告本身的目的是要緩解地方政府對于農民工市民化的畏難情緒，報告的主題是“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最后結論也說，城鎮吸納農民工的成本支出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也即完全可以分期攤付。由于目前的農民工已經享受部分公共服務，實際支出會比上述測算結果更小。這樣，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并非不可承受。只要積極籌劃，政府完全有能力進一步加快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進程，讓農民工也更好地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
略加考察即可發現，其實，上述測算的成本還有壓縮空間。報告說，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短期支付的一次性成本2.4萬元將主要用于教育和住房保障，包括新建學校。然而，眾所周知，近些年來，中國適齡少年兒童數量持續下降，城鎮尤其明顯。農民工市民化，政府在教育方面幾乎不需要什么硬件投入，教師差不多也是現成的。住房保障同樣不需要政府承擔太多。大多數農民工在城鎮已有住房，城中村、郊區農民開發的租賃房屋，已滿足了他們的住房需求。
因此，財政成本根本無法構成農民工市民化的障礙。事實上，稍微有點頭腦的人也會同意，即便農民工的市民化需要政府付出一些財政支出，但政府從農民工市民化中所得到的好處也將遠遠超過成本。
過去30年，中國經濟增長奇跡與各級政府的財政奇跡，主要依靠農民進入現代工商業體系、農民工勞動效率之大幅度提高。此后中國的增長同樣需要依靠農民工，但這一次，將除了依靠他們在工業生產領域的貢獻外，更依靠他們的城市化過程，也即市民化。
今日中國最大的問題正是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這一點，在廣東、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表現得最為明顯。也正是這一點，構成了這些地方經濟增長之瓶頸。全世界的市場，都已經被你一家工廠或者一個鎮的工廠占領了70%，你還想靠產能的擴張實現增長？根本沒有可能了。
這些地方政府都在高調談論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這當然是經濟增長的出路，但是，產業結構的升級一定是以人的升級、社會結構的升級為前提的。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你所謂的城鎮只是一家工廠，或者幾家工廠的聚合，連基本的城市文明形態都不具備；你所謂的城鎮，居民的一半甚至更多，連本地戶籍都沒有，無權參與本地的公共生活；你所謂的城鎮，常住居民無法形成一個文化共同體。試問，這樣的城鎮如何形成高端產業？即便你勉強引入，又如何留得住人家，并一直保持創造性？
對于這樣的地區，經濟增長的唯一出路是推動農民工的市民化，其實應當是一切外來人口的本地化。簡而言之，這些地方經濟增長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工業化已經初步完成之后，盡快完成城鎮化，形成城市的生活、社會、政治結構，也即城市的文明形態。在此基礎上，不需要政府操心，產業結構自然會完成升級。因為，有恒產、有恒心的市民所塑造的產業，一定比沒有身份認同感的農民工所塑造的產業有更高的附加值。
也就是說，推動工業城鎮的城市化，推動農民工之市民化，農民工的命運固然會有較大改善，而相關城鎮也將獲得更強勁的經濟活力。即便從追求GDP的角度看，對政府官員來說，這也是一樁合算的買賣。
同樣重要的是，從文明的角度，城鎮將會因為農民工的進入而獲得新的生命力。如果沒有外來人口的進入，中國各大城市自身的人口恐怕在減少，當然也就伴隨著快速的老齡化，這樣的城市將很快失去活力。正是因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外來鄉村人口之涌入，才讓城市看起來年輕而充滿活力。
由此可以看出，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對于農民工和接納農民工的城鎮來說都是有效率的。當然，用效率這樣的標準來討論這一事情，也許是不合適的，因為，現代國家之核心制度就是構造一個“國民共同體”，這意味著，人們可以自由遷徙并擁有平等的身份。因此，吸納農民工成為平等的市民，乃是現代政治之基本倫理。即便城鎮政府真的賠錢，也必須做這件事。現在既然還能賺錢，又何樂而不為？(作者系北京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