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桑德斯的說法,在本世紀,全球大概有1/3的人口徹底從鄉間移入城市,從馬里蘭州到深圳,從洛杉磯到奈洛比,從里約的貧民窟到孟買的貧陋社 區,潮水般地涌入。這必然產生大量的“落腳城市”,換句話說,也就是貧民窟將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大面積蔓延。這些貧民窟可能成為經濟文化繁榮的誕生地,也 可能是暴力沖突的發生地。桑德斯認為,政府如果賦予外來移民本地身份與發展機會,即可隨著移民演變為中產階級而因此獲益;相反,如果政府漠視,那么貧民窟 就可能會出現越來越多的社會動蕩、貧窮,甚至會引發政治危機。有意思的是,中國知名學者秦暉先生也認為對于城市新移民,要給他們自由或福利,或者兩者都要 給。為弱者爭取權益是學者的本分,但這里有一個問題,無論是桑德斯還是秦暉,都預設了一個前提——城市化是最好的。
城市化是最好的嗎?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歐美的城市化確實創造了人類歷史上人口流動的新動向,但這里需要分析歐美的城市化與今天亞洲(尤其 是中國)的城市化是存在巨大的差別的,歐美城市化是伴隨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而崛起的。也就是說,在這一過程中,城市化其實是工業資本主義占領原屬于鄉村的 政治—生活空間。隨著資本主義向周邊國家的擴張,歐洲城市逐步在20世紀完成了市民化,從而穩固了政治上的中產民主。而中國的情況則有不同,因為進城務工 的人在老家大多有土地,中國的城市化,預留了退路。正因退路存在,在這個劇烈變動時代,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中出現兩極分化,但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
但這些,并不意味著“城市”一定讓生活更美好。蟻族的出現,標志著白領階層的破產。全球化把中國拖入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化又把廣大鄉鎮人口拉進 城市。他們抵達城市,卻又無法真正在城市扎根;他們想離開城市,卻又無法回到故鄉, “故鄉太小,放不下理想”。那么,為什么故鄉太小?過去的廣闊天地,今天怎么就不能大展宏圖呢?是否有重構鄉土中國的可能性?通過“去市場的市場化”,即 揚棄西方的城市中心主義,從本土的具體語境出發,重返“城鄉互助”的模式,破除“城鄉對立”這個現代性痼疾。當然,這需要有序引導。
如何解決落腳城市的問題,關鍵還在城市如何落腳。如果僅僅是奉城市中心主義為圭臬,即便政府為移民(外來務工人員)賦予本地戶口,讓他們有機會 持有房產、獲得教育、享有交通自由與良好的治安,也只能是少數外來人融入當地社會,大多數外來人口還是會在優勝劣汰的夾縫中艱難地生存,進退失據。那么城 市如何落腳?梁漱溟先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指出,鄉土社會的倫理,才是中國人真正的秩序。考量先賢之言,這也許就是問題的路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