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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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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中國聚集在城市的人口超過了散居在農村的人口。相應的，中國治理的路徑亦將產生變革——城市中國將徹底改變中國原來農村國家、農民國家的概念。
但現實中的中國，卻每天為“城市病”所困擾，中國亟須進行一種新的城市的發展道路的思考。
3月中旬，在《21世紀經濟報道》“國家經濟地理”版創辦2周年之際，本報邀請城市決策者、研究者、投資者等各界人士共同研討，以期凝聚對城市的新共識。
城市化：問題不少
對于中國當前正在高速進行的城市化，與會專家均表示，“面臨的問題不少，任務很重。”
現實讓常東坡感到困惑。在廣西玉林市掛職市長助理期間，這位城市規劃學博士發現，在中國西部地區，城市化正快速推進，但一些城市或者沒有城市規劃、或者規劃流于形式化。
與此同時，拆遷糾紛此起彼伏，“城中村”問題越來越令城市決策者頭疼。此外，原居民問題、新進人口問題和流動人口問題，無一不是棘手之事。
讓兩院院士、原建設部副部長周干峙憂慮的則是大城市的交通，如北京，交通整治近二十年，專業人士想了很多辦法，但不僅沒有得到改善，反而越來越堵。
讓周干峙感到憂慮的另一個現象，是城市規模的集聚擴大與密度的驟升，它帶來的后果之一是空氣質量惡化。
在國務院參事、清華大學教授施祖麟看來，諸多問題的產生與中國的發展模式密不可分。
“中國人口太多，發展太快、發展太集中——太集中的原因是不平衡，都在北上廣。”施祖麟說。
城市研究者、《大國諸城》作者羅天昊也認可這一觀點，“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戰略雷同。”羅天昊。
羅天昊這幾年走訪了中國很多的城市，他發現很多城市發展戰略都是以新興產業為起點，發展高端產業、發展工業。
羅天昊認為這并不可取，“實際中國富有經濟活力的地方都是做傳統產業的地區，而所謂高端產業都是國家扶持的，效益很低。”
規劃的不合理是造成上述問題的重要“病因”。“當前城市新區規劃有個誤區，政府前期不做市場調研和城市定位研究而是直接委托給設計院。”深圳王牌城市研究策劃有限公司董事長上官同君說，“實際上設計院是根本做不好的。”
新方向：產城融合
行進中的城市化何去何從？
羅天昊認為，中國的城市發展路徑應是非常多元的——既有沿海大城市、有資源型城市，還有古都型城市。
周干峙則認為，解決城市問題，不僅要有創新的觀念，還要聯系實際，解決具體的問題。
施祖麟強調，城市發展要與經濟發展相協調。計劃經濟年代，中國重點發展重工業，改革開放后是輕重工業并舉，現在是強調第三產業，但過去工業化發展快的時候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滯后了。
“城市發展必須要和工業化發展的階段相匹配。” 施祖麟說，新城的建設必須跟產業密切結合，當前的一個趨勢就是由產業拉動的新城建設，“這樣就不斷形成科技新城、產業新城等”。
中國開發區協會副秘書長周振邦對開發區發展模式變遷的觀察，印證了產業與城市發展的互動關系。
1980年代初誕生的開發區，大多遠離城市，作為單純的出口貿易加工區而存在。到了2004年，業界提出開發區成為綜合性多功能區的概念。如今，開發區正圍繞著產業結構、民生、法制、城市的建設問題謀劃——城市的功能正式被提到開發區的發展方向中來，很多高新園區已經成為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我們來談重新發現城市，不管發現也好、發展也好，從開發區的角度，應該成為城市化的一個核心部分。”周振邦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