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7月19日
星期六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這兩個約800年歷史的村落在改革開放30年來，經歷了分田到戶、種販農產品、外出打工或者創業，30年里，村里樓房就像地里的果樹一樣越來越多、越來越高，但人卻越來越少。
他們去深圳近，去廣州更近，最近的是從化市區。像許多農村一樣，這兩個村子也面臨著嚴重的空心化，即使它們處于改革前沿的廣東，也沒有特別地例外：村民也像候鳥一樣在城市與村莊間遷徙，只不過他們的路程比內地農民工要近得多。
菜地塱村舊村需要再往里走，那兒有個池塘，然后一片低矮的舊屋赫然出現。從新村過來，你會覺得眼前這片老房子顯得極不協調，帶著歷史的陳舊感，遇到小孩子不聽話，村里的媽媽就會說：“再哭，就把你丟到老屋里去喂老虎！”
社會學學者通常把“空心村”分為兩種：一種是農村建設規劃不合理導致新村包圍舊村的“空心村”；另一種則是由于農民工外出打工導致的經濟學意義上的“空心村”。就這兩個村莊而言，它的“空心村”現象有前一個原因導致的明顯地貌變化，又由后一種原因助力加速。
財叔的大兒子花100多萬元在街口鎮買了最好的商品房，財叔不太認同，他覺得將人生放在一套房子上不值得。為此，父子倆還爭論過，他和老伴希望兒子回村里建房，他們認為村里建房便宜，而且空氣好、住得舒服，兒子卻已經習慣了城里的生活。
800年的老村，30年變空心
鄧村和菜地塱村緊鄰分建路兩側，鄧村靠西，菜地塱村靠東。在路邊可以看見菜地塱村的牌坊，村子大致可以劃分為兩部分，一是30年來新建在外圍的新村，另一部分則是一個完全廢棄的舊村。
沿著新村的大榕樹走去，3位老人抽著煙不發一言，他們的對面是村里最“繁華”的地段———小超市。舊村需要再往里走，那兒有個池塘，然后一片低矮的舊屋赫然出現。從新村過來，你會覺得眼前這片老房子顯得極不協調，帶著歷史的陳舊感，遇到小孩子不聽話，村里的媽媽就會說：“再哭，就把你丟到老屋里去喂老虎！”
鄧村沒有牌坊，一座鄧氏宗祠是這里最主要的建筑，圍繞宗祠的便是鄧村的老村。這個有800年歷史的老村，曾經住了幾十代鄧氏族人，在短短的30年時間里，也像菜地塱村的老屋一樣空無一人，只剩斷壁殘垣與野草。
在明弘治年間從番禺劃分出來的太平鎮已有500年歷史，目前它有3個居委會和33個村莊，無論是鄧村還是菜地塱村或者別的村；無論是老屋與新村水乳交融，還是新舊涇渭分明，這里每一座村莊都或多或少有“空心”現象。
社會學學者通常把“空心村”分為兩種：一種是農村建設規劃不合理導致新村包圍舊村的“空心村”；另一種則是由于農民工外出打工導致的經濟學意義上的“空心村”。就這兩個村莊而言，它的“空心村”現象有前一個原因導致的明顯地貌變化，又有后一種原因助力加速。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布谷”三下鄉團隊在2011年暑假對這兩個村莊進行調研后得出結論：造成兩村“空心”的原因包括“舊房屋空間小，房屋質量差，無法滿足村民的居住要求，并且存在跟風現象”、“缺乏資金，無條件考慮舊房屋問題，但是大多農民希望能夠統一規劃整理舊村落”以及“舊房屋是共有財產，難以整治”。
團隊中“幸福新農村”調研隊的負責人告訴記者，“出外打工，人流外出”是造成空心村更為重要的原因，特別是從經濟的角度來講。他們調查的結果顯示，因外出打工，鄧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從2005年的2700元上升到2011年的4800元，增長了約77.8%。
荔枝讓從化農民打工潮晚了3-5年
“現在種地種不出糧食，我們還要買米吃！”75歲的鄧恒良老人感慨萬端地說。鄧村236戶人、菜地塱村600戶人，上世紀80年代初之前，這兩個村莊的田地也以水稻為主，如今幾乎家家都守著土地卻買米吃。
1981-1982年左右，從化農村分田到戶，鄧村平均每人分到8分到1畝地，前鄧村村支書鄧妙財家6口人分得4畝多地。鄧妙財將3畝用來繼續種田，其余的種蔬菜和花生，花生用來榨油，實現了自給自足，但想要有更多的收入，農民還得想別的辦法。
種植經濟作物是那個時代農村最普遍的方式，鄧村和菜地塱村選擇了種植果樹和養豬。他們先后小規模地種過橙子、桔子，但種了沒多久橙子價格就跌下了，大概在1985-1986年左右，荔枝的價格開始逐步升溫，并因請客送禮風盛行而水漲船高，人們紛紛開始改種荔枝，開始是農民自己種，后來是政府號召農民種。
90年代初左右，桂味最高賣到過30元/斤。因為荔枝，20年前的鄧村和菜地塱村村民生活水平在從化名列前茅，荔枝貴的幾年里，連村委的收入也達到歷史最高紀錄，年收入達到20萬元，這在當時可是天文數字。
到了1995年左右，隨著交通發達、蔬果的儲運技術提高，全國的水果從四面八方涌出，從化的荔枝也開始變得不值錢起來，價格應聲而跌，近幾年更是跌到了幾毛錢。每種100斤荔枝需要100-200元成本，以目前的價格，種荔枝絕對是個賠本的選擇，已經變成了果園的土地因為施肥、打農藥，有些變得板結，有些改變了灌溉系統已經不再適合改農田，鄧村和菜地塱村的農民們開始了無地可種的歷史。
周邊新建的逸泉山莊早在1994年就在當地4個村征地，當時正好荔枝價賤傷農，鄧村將自己最好的一塊地也賣給了山莊，那里號稱鄧村的“糧倉”，但仍以每畝價格2萬多元的價格賤賣。賣掉了土地的農民后來又進入這些山莊打工，賺取每月1600-1800元的工資養家糊口。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兩村的農民工開始大量集中外出打工，從化市勞動就業服務中心對彼時的總結是：作為第一代農民工，對工作崗位、環境、就業地點的要求不高，可以講見工就打。鄧妙財對此總結道：和全國農民工遷徙潮相比較，荔枝使從化農民工大規模外出的大潮要晚了3-5年。從化的村莊基本上都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因荔枝而興，又因荔枝而衰。
從建筑隊到蔬果販子
上世紀80年代初從化市屬貧困山區縣，人口約36萬人，工業不發達，工廠、企業非常少，而從化市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資源卻非常豐富。
鄧妙財是最早外出賺到錢的農民，分田到戶不久，他就組織了一幫人搞起建筑隊，成為當地農村最早干建筑的農民工。對比70年代保守的思維，他很快就解放了思想，采用了“資產階級”的那一套：請人干活按勞付酬，一天工資3.5元，有能力的就做，沒能力做的走人。
村里跟著他做建筑的人不少，占整個建筑隊的2/3.本地農民到了農忙的時候，都要回去干活，只有家里的活忙完了才出來開工，所以，那時打工還只是他們的“業余活動”。但那時做建筑的收入已經很可觀，當時豬肉每斤1 .2元，農民干一天建筑可以買3斤肉，工頭鄧妙財也因此被大家尊稱為“財叔”。
1987年左右，有人邀請鄧妙財到政府里當干部，每月工資200元，被他拒絕，因為他當時每天就可以賺到50元！他覺得當官還不如自己做包工頭。至今他還記得當時動員他去政府的人說的話：你有點錢就滿足了？想去的人都排長隊！
最輝煌的時候，鄧妙財成為當地農民中的“首富”，1991年左右，全鎮一共只有100部電話，他家就有1部，當時花了1萬元。他之所以愿意花這個巨款，是因為與外界聯絡信息方便，“容易找到錢”。鄧妙財很早就有了1萬元的存款，直到10年后，中國才有了“萬元戶”這個詞。
如果說從化的第一代農民工是從本地建筑工開始的，那么第二代的選擇就廣泛了不少。1988年左右，當有農民已經試著種起了橙子的時候，16歲的鄧永新還沒有早餐吃，中飯和晚飯都只有粥可以喝，每天都覺得吃不飽，瘦得像只猴。
“每天肚子餓得咕咕叫，根本沒心情讀書。”當時的他迫切地想出去賺錢，最大的理想就是飽飽地吃上一頓肉。上學期間，他就時不時在當地的建筑隊做做水泥小工，賺點零用錢。讀完初中，他迫不及待地跟著大一點的同村跑到廣州做起了蔬菜販子———在本地收菜拉到廣州去賣，別人拉200斤，他拉不動、沒經驗，就拉100斤，騎著單車在市場里零售。干了不到一年，他進了新港開發區的工廠打工。(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他記得1985-1986年左右，村里像他一樣的年輕人基本上讀完初中或沒有讀完，就都會想辦法出去打工，多數是去50公里之外的廣州，因為當地盛產蔬菜水果，從化的蔬果有供應廣州的傳統，改革開放后，當地人開始自己做起蔬果生意。
總結早期打工的歷史，鄧永新認為，自己的舅舅和鄧妙財那一輩人多數都在分田到戶后不久外出做建筑隊，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是他哥哥這個年齡階段的人開始前往廣州做泥水工等當時城市里大搞建設急缺的熱門工種，而到了他這一輩，集中出去打工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10年時間里，在個別做大了的老鄉們的財富故事的鼓勵下，他們也以販賣水果蔬菜為主，比他小的一代人出路就廣了，各種各樣的工廠任憑挑選。
最近幾年，從化每年轉移農村勞動力人數大約在1.1萬-1.2萬人左右，從化的5鎮3街按照人口分解任務指標，每轉移1名勞動力，就業專項資金就獎勵鎮里10元，獎勵村里10元。
回不去的村莊，離不開的外部世界
正如從化勞動部門所總結的：“有相當部分人在家里建起了樓房，真正起到了輸出1人脫貧一戶的社會效果。”鄧村和菜地塱村的幾代農民工，因為打工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村莊的樣貌。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計算機科學學院“布谷”三下鄉團隊的調查顯示，鄧村家庭常住人口在5人以上的占54%，家庭收入的74%來自打工，只有16%的家庭靠種植砂糖橘、火龍果等維持，村民年收入約4800元。菜地塱村常住人口在5人以上的只有38%，但也有73%收入為打工獲得。
財叔以一個老村干部的眼光觀察到，1995-1996年之后，鄧村常住人口大規模減少，基本上出去了一半，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殘，出去的人里有80-90%都是給別人打工，剩下少數才自己經商，經商的人中間，多數都是做蔬果小販。財叔很享受現在的生活：每天早上騎著摩托車去神崗鎮路口的茶樓喝早茶，白天看看股票，晚上早早休息，有幾條狗相伴。
而作為新一代的村干部，鄧永新喜歡的生活方式和財叔很不一樣。自從上世紀90年代初至今，鄧永新在菜地塱村再沒有住過一個夜晚，因為“不習慣”了。雖然村里現在鋪了水泥路，裝了自來水，但是生活方式還是不再適應他的變化。他今年當選為菜地塱村村長后，仍然住在街口鎮，每天早上起來之后就張羅著約朋友喝早茶，喝完之后到村委上班，中午在村委食堂吃飯或約人到鎮上吃，吃完睡個午覺，下午去辦自己的事，晚上又想著約人去鎮上哪里吃飯，吃完約上朋友到鎮上的茶莊談事，或者唱卡拉O K。
財叔的另外2個兒子與鄧永新是同齡人，他們的想法相似，無論如何也不愿意回到農村住。財叔干建筑隊時開始建新房，當時規劃的是多層樓房，他的想法是，將來兒孫多了，需要幾層就加幾層，直到現在還沒封頂，村干部經常拿這事取笑他：“樓建好了沒有啊？”
財叔這棟樓房恐怕永遠也不會封頂了，兒子們都不回來，也就沒有了加層的必要。他的大兒子花100多萬元在街口鎮買了最好的商品房，財叔不太認同，他覺得將人生放在一套房子上不值得。為此，父子倆還爭論過，他和老伴希望兒子回村里建房，他們認為村里建房便宜，而且空氣好、住得舒服，兒子卻已經習慣了城里的生活。
消失的村小學和寂寥的村醫
財叔的大兒子說服父親的理由還包括教育：村里的小學不說教學質量，現在隨著出生人口越來越少，學生數量年年減少，以致農村的學校逐漸關停并轉。
菜地塱村之前也有自己的學校，后來學生越來越少，一年前將學生全部轉移到了太平鎮中心小學去讀書。今年以來，太平鎮絕大部分村級小學都陸續關閉，學生統一轉移到就近的鎮小學。只有一些較遠a的、山區的、較大的學校，留下了3年級以下的學生在本村就讀。
從化師范學院畢業的鄧浩權從19歲就開始在三百洞村小學當老師，他主要教英文和數學，但因為學校老師少，多數時候基本上什么都要教，一起當老師的同事，有不少因為嫌工資低，紛紛下海經商或外出打工了。
財叔的兒子自己是老師，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在村級學校接受這種“萬能”老師的教育。相比而言鄧永新思想很西化，覺得“養大就好，不用管太多”，但他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起碼要與其他孩子處于差不多的水平吧！”如果不是因為有10公里，更多家長可能會選擇住在鎮上陪讀，為了孩子而使村莊里的常住人口有所減少。
套用那本著名小說的開頭：待在村里的人理由都一樣，不愿意待在村里的人則各有各的原因。除了孩子的教育，看病難也是一個大問題。
菜地村的衛生站，村醫小徐每天都感到寂寥。2006年建了標準化的衛生站后，來看病的人并沒見增加。平時，都是一些老人過來量量血壓，如果血壓高了，就順便在衛生站拿點降壓藥，住在村里的年輕人很少來看病，最多去拿點感冒藥，或肚子疼的藥。農村合作醫療普及了，村民拿藥的價格很低，1-2元的藥品最為普遍，如果遇到感冒、肚子疼等小病，開藥一般只要4-5元，加上打針也只要8元，國家出錢免了注射費。
但如果有稍大一點的病，還是得去最近的神崗醫院，農村雖然已經有一些小車，但畢竟是少數，最普遍的還是摩托車，也有不少自行車，去神崗還是比較方便的，但那些離得遠的村莊，看個病就困難了。在太平鎮有33個村，菜地塱村和鄧村算是離鎮區比較近的村，再往北和東西方向則包括分水、石聯、銀林，這些村離公路比較遠，靠近山區，離鎮上大約有20多公里，如果遇上生孩子之類的事，恐怕只能四處去借車用了。
不過，太平鎮的農民們堅持外出打工，卻不愿意放棄農村戶口。鄧永新說，村民的心理變化也有一個過程，80年代人們渴望做城里人，外遷也主要集中在八九十年代，到了90年代后期，隨著城市化的發展，當地各種保障的健全和發展，大家開始不愿意進城了，因為在農村，第一個生了女孩，還可以再生一個。
太平鎮勞動社保服務中心專門負責農保事宜的小利告訴記者，從化是農保的試點，參保費最低10元，到60歲每月可以拿到100多元養老金，如果交500元，則可以拿到1300元。2009年開始推廣農保時，農民們都不肯買，后來逐漸有人開始領錢了，反響才逐漸熱烈起來，2011年4-7月份，參保率很快達到了100%。由于45歲以下的打工者多數有社保，所以農保針對的是45歲以上的人群，隨著這個群體勞動能力的下降，政府通過這種方式保障他們的養老問題，愿意留在村里的人也多數為這個年齡段以上的人。
權力的變遷，別不拿村長當干部
鄧永新很幸運，也吃過很多苦，最終在土石方生意上聲名鵲起，成了村民眼中的成功者———有錢人。2011年，他就任菜地塱村村長，每天上午到村委上半天班，“像我這樣認真的村干部可不多！”他自我評價是，還想為村里做點事。記者在太平其他幾個村走訪時發現，大多數村莊的村委都大門緊鎖，能夠像鄧永新一樣即便只上半天班的村干部確實很少見。
而在30年前，財叔當村官的時候，可是天一亮就出現在村委里面的，每天都和村民在一起勞動。大辦公社的時候，大家都靠下田勞動賺工分，每10分算3毛錢，作為大隊干部，財叔每年可以得180元，相當于3個勞動力。
而鄧永新不僅沒要工資，還要往村委財務倒貼錢，“我上任不到1年，已經倒貼了十幾萬！”他說，現在村委會年收入才2000元，村委成員的工資都遠遠不夠，更不用說其他開支，村委會年收入在8萬元以下的就是貧困村，菜地塱村就是省扶貧項目中的對口扶貧村，與之對口的移動公司至今沒給過一分錢，公司老總連見也不愿意見他，讓他很是郁悶。
既要貼錢，還要去求人，這種事為什么鄧永新肯干？他的解釋是，想做點事。雖然在表面上現在的村委越來越沒錢，但隨著外出打工農民的財富積累，他們對政治資本的需求也開始積累。以前村長沒人做，現在則搶著做。“花幾百萬也要買回來做。”鄧永新說，主要是說出去有面子，而且現在農村常住人口少，當個村長也沒有什么太多事，有事才回去處理一下。
以前選村長，靠村民選舉，候選人靠的是威信，現在回去當干部基本上既要有面子，也要有錢，而且現在的情況成了“有了錢自然就有了面子”，不然說的話誰也不聽，整個菜地塱村兩三千人，過去最有面子的是一些太公，但也僅限于那一房，不是哪里都吃得開。所以，“有錢”的鄧永新回到村里選舉也很“有面子”，他以超過半數的票數獲選。對此，他頗感自豪。而處理村中矛盾的方式方法，他感覺和過去比倒沒有什么變化，道理和人情這兩個儒家規范，在農村依然是秩序治理的兩個最重要的標準。
如今，鄧永新不僅是菜地塱村的村長，也是從化的人大代表，這樣的身份讓他獲得了生意上無法獲得的人際機會和交往圈子，他正在計劃著開展其他的生意。不僅如此，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從化的村莊已經逐漸顯示出了其土地價值，如果哪個開發商看上自己的村莊，搞個合作開發建度假村，村委會的收入就不會只有一年2000塊了。
正因為地處珠三角發達地區，這些處于城市化框架之內的“空心村”已開始顯現出其土地價值。鄧永新對于菜地塱村的未來非常看好，他認為在三舊改造的背景下，菜地塱村在從化的村莊里，算是條件比較好的，無論是交通，還是地理位置，都適合“三舊”改造，他非常肯定地說：“這里很有前途！”
●村莊梗概
鄧村
總面積：4.5萬平方公里
耕地：800畝
山林：4000畝
人口：1067人(60歲以上老人146位，18歲以下人口400人，在讀大學生11人)
戶數：236戶
收入：約4800元/人·年
學堂：村小學已被取消
宗族：全村人都為鄧氏，鄧氏宗祠位于村東，始建于南宋，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一直都是鄧氏后人祭祖、婚慶嫁娶之所
菜地塱村
總面積：2.5萬平方公里
耕地：水田100畝
荔枝林：1400畝
人口：2602人(60歲以上老人500人，18歲以下1000人，在讀大學生150人)
戶數：600戶
收入：約5000元/人·年
學堂：村小學已被取消
宗族：全村人都為鄧氏
總策劃：黃常開、莊慎之
總統籌：王鈞、南香紅
出版合作：花城出版社
攝影統籌：王景春、潘勁松
分組統籌：韓福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