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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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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建筑師王澍在5月25日的“2012年普利茲克建筑獎”頒獎典禮上所言。
而在當天的頒獎媒體見面會上，王澍再次發難中國以拆遷為特色之一的城市化進程，并指出中國的發展已到了一個需要修正的時候，一個復興文化的時候。
多一些異類會更好
記者：為什么稱自己為“業余建筑師”？
王澍：在這樣一個時代，我所發展的方向是與設計具有現代化標志性的、非常有力量的大型建筑是不同的，與中國主流的設計方向也是不同的，我走的是更加接近底層、貼近普通民眾的與中國人傳統生活息息相關的、粗糙的一種探索，我是在不知名的大眾行列中。所以，我稱自己為業余建筑師。
記者：自從您獲獎之后，除了有褒獎，也有爭議和批判，甚至有些評論認為你是“異類”，對此你怎么看？
王澍：其實被稱為異類我都已經習慣了，被稱為異類已經20多年了，但是我覺得被稱為異類是一件好事，因為中國快速發展當中有很多問題，如果只有一種主流聲音、意見在解決這些問題是不行的，需要有多種的意見、更加開放的意見參與進來，所以我覺得多一些我這樣的異類對中國的發展是有好處的。
我親身經歷了這個國家文化的變化，看到傳統在眼前消失，大家失去了自己對文化的自信的判斷，不知道自己是誰。這是生活中的一個大問題，建筑需要探討這個問題。
記者：近幾年我們的T3航站樓、鳥巢、央視新址等標志性建筑均由國外設計師設計，對于這一問題您怎么看？
王澍：實際上，中國是大國，吸收多元化的文化及技術手法是沒有問題的，真正的問題在于它不應該是一種排他性的發展，這樣的一些建筑使中國傳統文化、鄉村文化消失了，不能產生這樣的結果。所以，我一直覺得中國文化需要有足夠的自信，要相信自己的獨立價值，其應該是與這些建筑文化并存的。但是，如果這些建筑的建成是以北京大量傳統文化的消失為代價，我是堅決反對的；如果能夠并存，我覺得對中國成功發展是合適的。
記者：幾十年來，你一直堅持從自己的心里出發去設計、去創作，走了一條非主流的道路，接手的大項目也較少。獲獎之后，是否會有所改變，對于標志性的建筑或者甲方提出的很多與你的理念相左的要求時，是否會接受？
王澍：一般情況下，打造標志性的建筑甲方會有很多強勢的要求，這樣的項目我從來不會做。我的看法是過大尺度的建筑無法掌控。一般情況下我會把大的建筑消解成小的，這是我一貫的做法，這也是基本的哲學態度。如果甲方能夠接受我這個方法與理念的話，我就來做，這是我的要求。而業余工作的方式不會變，這就是我的生活。另外，這個獎來了之后確實有很多人找到我，因此我也會稍微改變一下，原來每年只接一個項目，現在打算每年接2個，翻一倍。
拆遷拆掉的是文化
記者：你對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怎么看？
王澍：中國的現代化社會是我們自己想象出來的，出去走走就發現我們上當了，以為全世界都像中國一樣蓋滿了高樓，但外面并不是如此，這個現代化完全是我們想象出來的概念。
這是因為我們過多地注重經濟力量，很多老建筑的保護變成了旅游，變成了商業，大家已經忘記了傳統建筑街區里的生活，似乎那些生活都沒有價值，要變成商業、旅游才有價值。這個問題不是經濟力量可以解決的，它已經超出了經濟的力量，必須是城市管理者從文化保護的角度去思考。
而且，現在很多城市都在拆掉原來的東西，將傳統文化丟棄，將城市老區中的窮人送往郊區，而傳統對于我們而言是老師，窮人也應該住在城里，如今我們已經把“老師”給殺了，只能去抄襲了。
此前杭州市政府曾委托我對中山路進行改造，我和政府說，如果此次改造要搞拆遷的話就不做，如果讓我來做就不能搞拆遷，原住民是一個街區能夠活下去的前提。
記者：另外，對于城市化你還有一個觀點，你認為中國的城市化不是城市化，而是歐美郊區化，為什么有這一結論，又該如何發展？
王澍：關于城市化問題，我想說的是中國在30年的發展中幾乎沒有搞清楚城市到底是什么，就開始在無準備的狀態下進行過快的建設，導致我們今天生活的城市根本不能稱之為城市，城市的感覺基本消失了，只是一大堆房子堆積起來的而已，有大量的問題被制造、生產出來，我們已經把城市的結構與肌理給破壞了。
現在，到了需要城市復興的時代，需要審慎發展。
記者：我們的城市化應該怎么走？你一直在關注鄉村文化，關注鄉村發展，鄉村文化對于城市化的作用是什么？
王澍：現在，舉國都在提城市化，也認為我們的城市化率達到50%仍不夠，最好能達到歐洲的標準，達到70%，我并不贊成這種觀點，50%的標準就可以了。
而中國更加生態的或者更加平民化的、可持續的生活方式仍大量存在于鄉村，鄉村發展是現在更加重要的一個話題，如果城鄉能夠平衡發展或者將鄉村建設好，是對中國城市化最大的貢獻。所以這兩年，我的注意力也在轉移，轉移到鄉村建設上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