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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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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冰雅: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新內涵與新特征
時間:2012-07-05 14:17:30  來源:北京日報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創造的經濟奇跡,不僅來自于經濟體制和機制的創新,還來自于發展觀的科學以及相應的發展戰略的正確。正是在正確發展戰略的指引下,我們走出了一條經濟發展的中國道路。這條道路概括地說,是又好又快的科學發展道路,其內涵與特征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是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的困難條件下,明確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在當時的背景下這個目標無法實施。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經濟建設成為工作重心,現代化成為經濟發展的目標。鄧小平從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的國情出發,提出現代化建設具有階段性,這就是三步走戰略步驟。第一步,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后,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后來,他用“溫飽”、“小康”、“富裕”作為經濟發展的三步戰略目標,使人民能夠生動地、直觀地認識和切身感受到這個目標的實現過程。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其中頭20年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全面小康社會。全面小康社會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階段意義非常重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有必要遵循現代化的一般規律,既遵循先行現代化的國家所經過的發展路徑,但又必須結合本國的國情及新的國際國內經濟社會政治環境,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將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包含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并作為現代化的具體階段來推進,是將其作為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是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農業現代化道路和城鎮化道路

    城鄉二元結構是發展中國家的典型特征,我國更為突出。因此改變“三農”的落后狀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點。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是我們黨的一貫思想。我國從1979年起,先是推進以農民家庭承包責任制為內容的農村改革,從家庭財產和經營制度上提高農民的生產和經營的積極性。緊接著對蘇南農村出現的鄉鎮企業,鄧小平稱為“異軍突起”。由此在全國廣大農村開始了推進工業化和以城鎮化推進城市化的進程。這是與其他國家明顯不同的工業化、城市化道路。實踐證明,這條道路符合中國國情,不但加快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避免了其他國家的城市病,而且明顯帶動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七大提出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由此提出中國特色的城鄉統籌推進農業現代化道路。其重要路徑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第三,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加快,城市化、工業化取得明顯進展,產業結構水準明顯提升,人民收入水平明顯提高。與此同時也產生了新的矛盾和問題:環境污染問題、收入差距過分擴大問題、地區和部門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等。這些問題有的原來就存在,但在快速發展時矛盾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提出科學發展觀用以解決在新的歷史階段發展什么、怎么發展以及怎樣發展得更好的問題。黨的十六大提出新型工業化道路,黨的十七大提出“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文明發展道路,更突出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突出可持續發展。

    第四,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道路

    黨中央早就提出實現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兩個轉變的思想,強調經濟增長由粗放型轉為集約型。1995年所制定的“九五”規劃中,提出要從根本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2005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再次強調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黨的十七大報告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改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而經濟發展涵蓋更多的內容。根據轉變發展方式和科學發展的要求,經濟增長要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十七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則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前面加上加快二字,強調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并且進一步明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一是將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二是將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支撐,三是將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四是將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要著力點。尤其是經濟增長由物質投入推動轉向創新驅動。

   第五,是建立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

    上世紀70年代末,我們黨就作出對外開放的重大決策,把它明確為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由此打開了國門,開始融入了全球化經濟。緊接著設立深圳等特區,開發開放沿海城市、發展外向型經濟。上世紀90年代初,中央又決定開發開放上海浦東新區,在發展開放型經濟上先行先試。這些帶動了全國的全方位開放。各地紛紛建立開發區,大力度引進和利用外資和擴大出口。1997年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明確對外開放是要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鼓勵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在體制創新、產業升級、擴大開放等方面繼續走在前面,發揮對全國的示范、輻射、帶動作用。特別是強調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十六大關于協調發展的五個統籌包括統籌對外開放和國內發展。十七大則明確提出了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要求。這樣我國的對外開放不僅對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予以充分利用,同時也使我國的經濟在參與國際競爭中增強了國際競爭力。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作為我國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十大“寶貴經驗”之一。

    第六,是把效率與公平結合起來

    關于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特別是分配領域中的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中央文件中的提法改變過多次。從十三大報告的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到十四大報告的“兼顧效率與公平”;到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2001年中央印發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提出效率與公平相協調、相統一、相結合;到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強調注重社會公平,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問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到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再到十七大明確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任務”。生產重效率,分配重公平,是社會主義應有之義。公平分配制度有利于提高勞動和生產效率。為了縮小和扭轉收入差距過分擴大,需要改革分配制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成就,可歸結為經濟發展的中國道路和經濟改革的中國模式的成功,表明不采用西方經濟模式,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同樣能取得經濟上的成功。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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