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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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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是食物資源的供給者，也是幾億人生活和精神的家園
鄉村，不止是食物的源頭，而且是整個人類的源頭。從猿人下地開始，人類的祖先在鄉村種下的不僅僅是農作物，更是最初的情感，最深的記憶和生存的依托。所以，我們習慣于把厚重的土地稱為母親，把遙遠的鄉村視為家鄉。
中國有將近9億人生活在鄉村，即使是那些早已實現城市化的國家，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工作在城市，生活在鄉村，德國有40%的人口生活在鄉村，英國28.5%，美國22%、日本20%以上。這種城鄉回流大多是近些年發生的，而且回流群體大多在25-40歲之間。世界上所有的貧民窟都在城市，而不是鄉村；世界上最舒適的住宅都在鄉村，而不在城市。
有著幾千年農耕文化的中國人，對鄉村更是有著一種特殊情感，“人戀故土虎戀山”、“誰不說俺家鄉好”、“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不管走多遠，離多久，總想著“葉落歸根”，不管官多大，多富有，總想著“榮歸故里”、“衣錦還鄉”，哪怕“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也還是要回家看看。歷史上的劉邦、朱元璋，就是當了皇帝，普天之下，都是王土，還不能免俗，還總眷戀著兒時生活的鄉村。公元前195年10月，劉邦在他稱帝后的第十二年，回到故鄉沛縣，住了二十多天，天天大宴鄉鄰，同時，意氣風發唱出了流傳千古的“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朱元璋做皇帝之后，曾想在家鄉鳳陽建立都城，后因遭到社會強烈反對才不得不下馬。“衣錦不還鄉，如錦衣夜游”，沒誰看得見，這是融化在中華民族血脈中的傳統文化。
故鄉是每個中國人都急于掙脫，掙脫后又天天懷念的地方，一個人的一生其實就是對故鄉的兩個“真好”的感嘆：年輕時，終于離開家了，真好！到老年，終于又回到家鄉了，真好！這就是人生旅途中對家鄉的情感糾結。鄉情和愛情一樣是中國人永恒的主題。這里有一個宏大的哲學命題擺在我們面前，今天的鄉村是前線還是后方，農民進城是攻入了城市還是撤退到了城市，值得我們思考。今天中國的鄉村是時代的前線，是靈魂的后方。說他是前線，因為“三農”是全社會聚焦的焦點；說他是后方，因為每個從那里走出來的人都會時時泛起揮之不去的懷念。今天，社會生態在退化，城市建得越來越漂亮，鄉村變得越來越凋敝，但人們在城里想找口飯吃卻越來越難了，尤其窮人更難，他們的思鄉之情更濃。
縱觀人類歷史，城市只是晃動在人類眼前的誘惑，鄉村才是連接人類心靈的臍帶。今天的中國，鄉村不光是幾億人棲居繁衍的場所，更是他們精神寄托的家園。如果只知道從鄉村索取食物，索取肉體的營養，不知道從鄉村汲取傳統，汲取精神的營養，人們所追求的現代文明將只是空中樓閣。
鄉村是城市化廉價土地的供給者，也是生態環境的保育者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需要占用耕地，通過合法手段把一些耕地轉換為建設用地，本無可厚非。但是，一些地方，在土地財政的誘惑下，只把鄉村視為城市化廉價土地的提供者，瘋狂圈地。農民的房屋不叫房屋，叫地上附著物，所以可以低價賠償，強制拆除。土地價格自定，不讓農民參與。國外征地大都是政府到法院告農民，我們全都是農民告政府。國外法院判決的依據就是合理價格，所謂合理價格就是只要不超出那個片區曾經出現過的最高價就是合理的，政府買不起，法院也決不偏袒。我們的電視上經常渲染的是這樣的鏡頭，一望無際的肥沃土地，開進的不是插秧機也不是播種機，而是挖掘機和推土機；種下的不是水稻也不是玉米，而是水泥和高樓。1996年中國耕地面積為19.51億畝，而到2007年僅擁有18.26億畝，10年就減少了1.25億畝，近幾年，減速更快。
水泥森林取代生態森林，人們在欣喜于這一變化帶來的看得見的張張鈔票，卻忽視了由此流失的看不見的滾滾財富。事實上，鄉村的生態保育功能與其自然再生產的特性密切相連。專家測算，一棵50年樹齡的樹，產生氧氣的價值約31200美元，吸收有毒氣體、防止大氣污染價值約62500美元，增加土壤肥力價值約31200美元，涵養水源價值37500美元，為鳥類及其他動物提供繁衍場所價值31250美元，產生蛋白質價值2500美元，除去花、果實和木材價值，總計創值約196000美元。面積廣大的農作物對生態環境的保育更有無可估量的價值。試驗表明，每公頃水田每季可凈化7500—12000立方米生活污水，生產的氧氣更為可觀。今天，那些整天生活在汽車尾氣里的城里人，更加懷念古人筆下寧靜優美的鄉村：“楊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可惜的是，一雙生態價值達100美元的筷子，在市場上5分錢就能買到，人們對樹木和農作物生態價值的認識幾近盲區。人們在盲目中正集體走向“合成謬誤”。
如果只一味地把鄉村視為城市化廉價土地的供給者，作為眼前的“搖錢樹”，而不把其視為生態環境的保育者，不皈依到應有的“生態樹”，那么，在將來的某一天，我們將會一無所有，地球上剩下的最后一滴水將是人類的眼淚。歷史有著太多的教訓，比如古希臘、古羅馬、古印度和瑪雅文明，這些歷史上的文明古國，曾經都“在水一方”，水草豐美，農業發達，但隨著城市化的發展，鄉村讓位給了城市，沃土讓位給了沙漠，繁華讓位給了蕭條。好在當前，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鄉村對于生態保育的重要性，在開始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北京正鼓勵農民冬天在農田種上小麥，以保育生態，研究發現，北京冬天的氣候調節，小麥起很大作用，是綠草等植物不能代替的。當前，全社會都應警醒，鄉村有著廣袤無垠的土地，但那不僅僅只是廉價供給工業發展城市擴張的，它還承擔著為全社會造福的生態保育功能。日本GDP每增加1%，用地2500公頃，而中國則需兩萬公頃，是日本的8倍，浪費之大，的確驚人。為何浪費？土地廉價是根本。
鄉村是工業化廉價勞動力的供給者，也是幾億個分散的權利主體
中國有5億多農村勞動力，而從事農業勞動的只占38.1%。中國工業化能有如此之快的發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有著世界上最多、最廉價的勞動力。中國2.5億農民工，干著最臟、最累、最危險的活，得到的只是一點微薄的工資。北京市調查農民工工資只相當于城市職工的37%。
勞動力的大量外流，帶來的直接后果是鄉村只留下一支“386199”部隊，逐步空心化、急劇老齡化、加速衰敗化。
鄉村為工業化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不光是廉價的，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具有合法公民權利的權利主體。他們的每項公民權利理應得到保障。但城市并沒有把這么一群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看成一個個權利主體。農民工進了城，卻成了二等公民，政治權益訴求得不到足夠的反映和重視，在經濟上工資收入水平低，同工不能同酬，社會保障缺失，在文化上受到種種歧視。據全國人大科教文專委委員馬力調查測算：我國農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萬元，大城市高達50萬元以上，小城市也達十多萬元。農民工進了礦，卻得不到安全保障。全世界每年重大礦難（死亡人數在10人以上）絕大多數都發生在中國。
二億多農民工就是二億多個權利主體，只把鄉村視為廉價勞動力的提供者，不把農民視為真正意義上的權利主體，不懂得尊重鄉村、尊重農民，那么，鄉村也不愿意滋養社會，農民也不愿意尊重社會。歷史如此，現實恐怕也只會如此。
鄉村是內需市場的提供者，也是新興產業的發展地
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消費”在“十二五”規劃中首次被提到了老大的位置。所有人都注意到了，鄉村有著巨大的內需市場。于是，家電下鄉、建材下鄉、汽車下鄉等等紛至沓來，甚至證券也躍躍欲試準備下鄉。
一些人只把鄉村視為內需市場的供給者，只想著讓農民掏出錢，沒想到先讓農民掙到錢。需求就是消費，消費就是花錢，花錢誰不會，農民沒錢怎么花啊！事實上，今天的鄉村是內需市場的提供者，更是新興產業的發展地。沒有當年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鄉鎮企業勃興，就沒有今天的城市繁榮。新興產業的發展是鄉村文明內生性的物質基礎，沒有新興產業的發展，農業文明、農村文明、農民文明都是一句空話。
鄉村新興產業亟待開發。比如鄉村旅游產業。當前，隨著現代城市病的加劇，城市居民回歸自然，回歸鄉土的趨勢日益強烈，鄉村可以順應這一消費心理，依托自身良好的自然生態資源，發展鄉村旅游產業。可以借鑒意大利的“綠色假期”、法國的“農莊旅游”、美國的“農業旅游”、澳大利亞的“牧場旅游”、新加坡的“農業科技公園”，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旅游品牌。比如傳統手工業，可以充分挖掘鄉村流傳下來的編織、剪紙等傳統工藝，加以改造，在濃郁鄉村文化的底色中，融入現代理念，從而形成獨特的鄉村手工業。還比如太陽能、風能、秸稈、沼氣等新興能源，也蘊含著巨大市場，如能形成產業，潛力無限。鄉村的特色農產品加工業更是一個前景廣闊的巨大產業，其開發利用遠遠沒有滿足自身的需求和社會的需求。鄉村新興產業的發展帶來就業容量的增大是十分可觀的，美國農民只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三，而為農業服務的人口卻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七以上。
從西方工業發展的軌跡看，是便利的交通帶來了現代工業發展，比如歐洲靠火車拉來了現代工業，美國靠高速公路和飛機拉來了現代工業。目前，中國也已具備了良好的交通條件，中國公路網總里程五年新增63.9萬公里，高速公路已達8.5萬公里。沿海港口五年建成深水泊位661個，民航定期航班機場達到176個。到2015年，農村公路總里程將達到390萬公里，村村通使所有鄉鎮和90%的建制村將通班車。可以說，中國公路交通不管是大動脈還是延伸到農村的毛細血管都具備了發展現代工業的基礎，而且，隨著通訊、網絡的快速發展，許多鄉村在獲取信息上也基本實現了與城市同步。因此，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鄉村的發展不能用二十世紀或二十世紀之前的思維方式去謀劃，應重新審視鄉村的功能定位，拋棄鄉村只能發展一產的慣性思維，找準鄉村的產業優勢，大力發展鄉村新興產業，為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發展持續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質基礎，這也是縮小城鄉差距的內生性物質基礎。
鄉村是傳統文明的載體和源頭，也是現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
現代是傳統的兒子。是傳統把我們從遠古帶到今天。唯有以傳統文明做基石，現代文明才得以累積、發展，沒有傳統文明就沒有現代文明，兩者是繼承和發展的關系，而不是對立關系，不是替代關系，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昨天相對于今天就是傳統，今天相對于昨天就是現代，忘記昨天等于背叛，忘記傳統也等于背叛。
人類的一切文明都是從猿人下地從事漁獵開始的。作為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中華文明的源頭正是農耕文化，中華文明的搖籃正是古老的鄉村，鄉村是傳統文明的載體和源頭，鄉村也是現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例如，現代社會，在制度和規則層面有兩大基本要件，一是產權關系及其與之配套的法律體系，二是誠信體系。這兩大要件正是傳統鄉土文化最明顯的特質。首先，傳統鄉土文化觀念中有著清晰的產權關系及其規范要約。比如，每家每戶耕作的土地不僅有面積、地塊等標識，還有“魚鱗圖”構勒它，就連陽光、空氣、水這些取之不盡的自然之物都有明確的產權。蓋房子不能擋住別人的行路、采光、通風，灌溉農田要兼顧下游用水，臭糞池不能建在村子的上風頭等等，這都是溶化在農民血液中的維護別人產權的鄉規民約；其次，傳統鄉土文化有著別具一格的誠信體系。城市是移民性的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依靠契約，鄉村社會是聚族而居的熟人社會，靠的是誠信。以誠信和道德作為相互利益關系的抵押品，看起來沒有法律的威嚴，感覺虛無飄渺，實際上比實物抵押更具約束力。因為在這種熟人環境下一旦違約，不僅要被整個熟人社區集體拋棄，還將付出禍及子孫的沉重代價。這種約定俗成的鄉規民約在宋代就已形成氣候，北宋呂大臨兄弟創建的“藍田鄉約”一直影響到今天；此外，從生產發展的角度看，鄉土文化也始終是先進生產力的擔當者。我國農民早就從實踐中摸索出了休耕、輪作、稻魚共生等富有樸素的循環經濟和生態經濟思想的成功經驗。即便是現代高科技的轉基因技術，在古代也有其實現形式，比如金魚就是由農民養殖鯉魚變異而來。《呂氏春秋》中關于“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的農業“天地人三才理論”，是人類最早的農業哲學思想。古代農書知其名的有500多種，今天能夠看到的還有300多種，這些農書不光是農業文明的傳承者，也是現代工業文明的啟蒙者。中華文化之所以在五千年歷史長河里經得起任何外來文化的沖擊，任何不同的外來文化都會被它同化、包容，最終融入這個文化之中，就是因為有鄉土社會這個穩固的、不可動搖的傳統根基。
中國300多萬個自然村落就是300多萬個文化單元，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就是由這300多萬個文化單元聚合而成。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和同化力是其他任何民族文化都無法比擬的，誰想吃掉它都終將被它吃掉。中華民族得以五千年生生不息，靠的就是植根于300多萬個自然村落的傳統文化薪火相傳。
傳統兼業化的小農家庭與多樣化的村社功能（如對人力、土地、資金等資源配置和社會矛盾調處）的有機結合，使鄉村不僅具有能夠化解內部多重風險的能力，而且還能化解來自外部（如市場、政治）的種種風險。這種農戶理性和村社理性一旦被打破，基層治理便惡性循環。近年來的城市化讓鄉村衰敗的根本原因，就是把最容易資本化的青壯勞動力引向城市，把最難于資本化的老弱婦幼殘留在農村。城市化就是資本集聚的過程，但同時也是風險集中的過程，這種以資為本，而非以人為本的城市化，任由城市去“化”農村的城市化，埋下的隱患絕非靠增加維穩經費、增大維穩隊伍能夠解決的。
上海世博會瑞士國家館取名為“自然樂園”，參觀者乘纜車登上瑞士館，腳下是布滿綠茵和花叢的田園風光。它提醒我們，真正高品質生活是需要城市與鄉村的可持續互動，而不是拋棄鄉村。然而，在城市化浪潮的席卷下，中國鄉村正加速淪陷。其命運有四：
一是被城市吞沒，成為真正的城區。在那些城郊地帶，隨著城市的快速推進，良田種上了工廠，老屋換成了樓房，整個基礎設施都穿上了城市的外衣，農民也成為市民，再也不用面朝黃土背朝天了。表面上看，往日的農村跟現代的城市一模一樣，但在內部管理上還是有著明顯的區別，此城區非彼城區。比如雖然村委會轉為居委會了，但由于原來的村莊普遍存在集體經濟組織，或多或少擁有一些集體資產，變成城市社區以后，集體組織走向公司化，集體資產走向市場化。如果管理跟不上，或者那些“新市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不能完全融進去，勢必造成“村莊的終結”與“農民的終結”合不上拍，這些被城市吸納的村莊，就會生長成另外一個產物——“城中村”，這樣的城市“胎記”，在北京、廣州等一線城市不在少數。
二是被拆并成新的農村居民點，成為“新村”。一些地方通過科學規劃，根據農民自愿的原則引導農民到新的社區集中居住，這是很有意義的做法。但有一些地方在“土地財政”的誘惑和“占補平衡”的規制下，采取行政干預的措施以宅基地換住房，以承包地換戶口。比如2006年，山東推行“撤村改社區”計劃，用四年時間改造村莊334個；2009年，河北啟動了1000個村的新民居建設；2010年，重慶打算通過“三件衣服換五件衣服”，10年實現1000萬人“農轉非”。新的農村居民點，表面上看，房子更漂亮了，村容更整潔了，但是，卻打破了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環境，打破了村落社會的組織結構，打破了傳統的村落文化，打破了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打破了熟人社會的秩序，打破了鄉村的穩定和諧。這樣的“新村”未必就是農民心目中追求的“新農村”。一些 “被上樓”的居民面臨著一系列問題，比如生活成本的問題、“閑人”的問題、角色轉換的問題、后顧之憂的問題等等。
三是成為“空心村”，直至消亡。有一些村莊土地貧瘠，生態脆弱，隨著環境的惡化，越來越不適合人類居住；也有一些村莊遠離經濟增長中心，天涯藐藐，地角悠悠，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即使不差資源，但難以化為資本。在這樣的村莊里居住的年輕人多把家鄉視為羈絆，只要有機會，就拼命逃離，要么考出去，要么打工出去，要么移民搬遷出去。村莊里漸漸的只剩下沒有出路的留守老人，隨著老人的去世，村莊就自然消亡。
四是被傳承和保護下來，成為“村莊博物館”。一些古代村落，因為科學規劃和合理建造，遠遠超出了最基本的居住功能，滲透在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屋檐的都是濃郁淳厚的耕讀文化和“天人合一”的哲學精華。繼承到現在，早已上升到一種美學價值。比如安徽的宏村、湖南的張谷英村、福建的永定土樓村、浙江的諸葛八卦村等。這些村莊已經作為歷史文物被保存下來，大部分成為供游客參觀的景點。不過，這種村莊在歷史的演進中悄然發生著變化，最珍貴的人文內核正在被商品經濟洗刷侵蝕。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村莊的命運，大都不是掌握在村民手里，而是由國家的愿景和地方政府的沖動決定的。
國家的愿景是要在最短的時間內，使國家強大起來。毫無疑問，必須千方百計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推進城市化的另一面就是推進三農的非農化，就是減少村莊，事實證明，中國城市化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GDP差不多就增加10個百分點。但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就是極大地消耗各種資源以達到資本積累的過程，需要巨大的社會成本。這個成本，在西方發達國家，是通過殖民地的擴張支付的。他們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矛盾和問題都轉移到了殖民地消化。在美國，印第安人現在大約還有40多萬，而在300多年前歐洲人沒來之前，北美大約有1億印第安人。歐洲人的到來，大規模地屠殺，大規模地開拓疆土，大規模地掠奪資源，他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實質就是殖民化。300多年的殖民化，歐洲大陸共移出四分之一的人口，資源環境空前寬松。同時，他們大量販賣非洲黑奴，解決低端勞動力需求的矛盾。在這些國家，不存在我們所謂的“三農”問題，因為他們通過掠奪資源，輸出剩余勞力和買入低端勞力，把工業化、城市化成本全部轉嫁給了殖民地。通過殖民化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模式只能是那個時代帝國主義的行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要實現工業化、城市化，不可能尋找殖民地轉移矛盾，這個必要成本不得不向“三農”轉移。我國改革開放前，城市需要向農村要糧；改革開放后，城市需要向農村要人，新世紀以來，城市需要向農村要地。這種情況下，中國必須要保證一定的村莊保有量，才能不斷吸取農村剩余，快速推進城市化、工業化。
地方政府的沖動就是在高速城市化氛圍的裹挾下，千方百計推進三農非農化，巴不得在一夜之間讓村莊變為城市。這種沖動既有地方政府不切實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心態和對土地財政的狂熱、對城市化的崇拜，也有盲目加快城市化進程的認識誤區，還有因法律、體制等方面的不足導致權力失控和濫用，更有革命黨向執政黨角色轉換不到位的慣性思維。媒體上經常看到這樣的鏡頭：文件一發，通知一貼，圍墻一整，鞭炮一放，領導一剪彩，推土機一開，耕地就變成了工地，水稻就換成了水泥，高樓就取代了高粱。很多地方，莊稼僅剩十來天就已成熟，但都等不及，不放過，農民只得眼睜睜地看著飽滿的稻穗被推土機成片碾壓。在很多拆遷現場，限“十日之內”、“大干一個月”等宣傳標語隨處可見，甚至“迅速打贏拆遷殲滅戰”這樣的軍事術語都已用上。地方政府越沖動，村莊就淪陷得越快。
城市化是文明社會的基本特征。當下中國，城市化還遠遠不夠，還需要不斷向前推進，但是，推進城市化不是建立在一刀切地消滅村莊的基礎上，兩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城市和農村就像夫妻關系，有男有女，性別有分工，如果建得完全一樣就成了“同性戀”，人類的文明將無法延續。只要人類還需要糧食，就必須有一定的村莊保有量。應充分認識鄉村的價值，沒有鄉村，就沒有城市，城市的存在是以鄉村為基礎的，鄉村是城市的源頭活水。上海世博會以城市為主題，但在世博會上卻開設了一個鄉村館，它以寧波滕頭村的生動實踐，告訴人們：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鄉村讓城市更向往。全社會都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一些鄉村的消亡是一長期的漸進的過程，是市場經濟、社會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水到渠成的事情，人為的過激行為，帶來的后患將很難克服。所以推進城市化的速度不是越快越好，推進的面積不是越大越好，而要把握速度，把握節奏，慢不得，更急不得。
在發達國家，鄉村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它不僅僅是人們逃避車馬喧鬧的休閑地、節假旅游的消遣地、換換胃口調劑生活的宜居地，鄉村的價值已經被定位在人類社會價值鏈的最高端。表面上看，扎堆的名人、熱鬧的演藝、快捷的傳媒、時髦的論壇都匯聚在大城市，大城市似乎就是文化的中心。其實，真正的哲人和思想都產生于鄉間市鎮，那里沒有大城市的喧囂浮躁，絕少爭名逐利的競斗，人們的思維可以不受任何干擾地精騖八極、心游萬仞，道之所悟，清凈為本。英國的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都是沉潛于鄉間市鎮上的哲人庫、思想庫，創建于1209年的劍橋大學和創建于1168年的牛津大學數百年來都產生出無數影響世界的思想和世界級名人。美國的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都位于鄉間小鎮，卻出了全球700多名諾貝爾獎得主中的130多位，普林斯頓大學也位于一座別具特色的鄉村都市，愛因斯坦就是在那里度過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22年時光。人類在經過瘋狂城市化后終于警醒地發現，鄉村才是真正傳承人類文化的載體，那些扎根鄉村的精英才能真正創造出人類最高端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