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在山東煙臺,每一所職業學校都向富士康派遣了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人的“學生軍”,其中不乏16歲以下的孩子。實習工人名義上夜班和白班三周一輪換的制度,但因為需要早到點名和經常加班,而在實際上成了兩班倒無縫對接。高強度的勞作和嚴苛的請假制度,使得孩子們疲憊不堪,但在面對學校和工廠互相踢皮球的狀況時,這些孩子并沒有什么有效的應對能力。因為學校規定,一旦學生被工廠開除,學校也將立馬開除他。憑借這一禁區的設立,學校、工廠的高壓政策得以維系至今。
如果將強制實習的責任歸咎于學校一方,肯定是不公平的。按照山東商務職業學院一位系主任的說法,所有煙臺市高職高專院校都被市里下了“死任務”。在政府的統一文件下達之后,學校必須照辦。為了檢查執行情況,煙臺市教育局甚至派了一位科長進駐富士康廠區考察學生的“社會實踐”。的確,在包括旅游局、城管局在內的政府部門也接到招工任務的情況下,作為擁有大量人力資源的職業學校,無疑是一塊誘人的蛋糕。對于當地政府而言,以“實習”的名義驅趕這些學生進工廠,需要的只是一個文件而已。
當然,煙臺市政府如此為富士康賣命,個中緣由最終還是要落到一個“利”字上。作為山東省最大的外資企業,擁有8萬工人的園區每年為山東省貢獻驕人的出口數據。以2011年為例,富士康煙臺廠區的出口額便占到了山東全省出口額的1/10.在巨大的經濟業績面前,各個部門都毫不猶豫地成了富士康的招工辦。更何況,政府職員在招工中面對的是涇渭分明的獎懲制度,招不到就扣獎金,招到了就獎勵幾百元。諷刺地說,從激勵機制的設計角度看,這樣的激勵動員模式或許可以進入教科書,成為“經典案例”。
梳理整個利益與壓力的鏈條,富士康給出的利益誘惑足以使地方政府為其效勞,而動員公共行政資源為一個工廠招工,甚至于以實習的名義雇傭“學生軍”這一行為,也在強大的“發展”邏輯下被政府默許乃至鼓勵。作為監管機構的政府,原本應該從保護學生和工人的角度嚴格執法,但現實的情況卻是地方政府成了一家企業的招工辦,甚至于雇傭學生進工廠的實際操作者。這無論如何,都是無法向公眾交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