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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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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制改革僅僅是開始，“還需要我們繼續(xù)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說。
策劃語
2013年，注定將是改革重新起航的一年，甚至可以記錄為又一個“改革元年”。
在經(jīng)歷了1978年改革開放，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這20年，改革進程雖然依舊在按照它原有的軌道和慣性向前推進，但已經(jīng)沒有了20年或者說30年前那種沖破一切樊籠和阻力，勇往直前、無所畏懼的勇氣、堅持和魄力。
民心思改革，全社會呼喚改革，我們期待著，讓新一輪的改革風暴來得更猛烈些吧，無懼風雨，向前向前！
上一輪大部制改革只是“小打小鬧”
實際上，自從2008年3月11日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公布以來，大部制改革一直廣受輿論關注。
對第一輪大部制改革，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楊光斌評價不高。在他看來，始于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只是“小打小鬧”。
“第一輪大部制改革換湯不換藥，大部門制后，部長尤其是副部長一個都不少。”楊光斌說，改革后，政府部門依然“按照行業(yè)和產(chǎn)品設置政府主管部門”。
楊光斌直言，比起目前廣東順德等地推行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中央的改革動作顯得太小。
順德在大部制改革中，試水黨政合署辦公，41個黨政機構減為16個“大部門”，比改革前壓縮了2/3。因其大刀闊斧，順德的試點被媒體評價為“最大膽”的大部制改革。
楊光斌認為，國家大部制改革正面臨“下搞上不搞”的困局。地方在大力探索大部制改革，中央反而力度不大，“下搞上不搞”導致“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局面。“比如，地方改革后組建了文廣新局，但對應到中央?yún)s有廣電總局、文化部、新聞出版總署。”
楊光斌認為，現(xiàn)有政府部門設置的計劃經(jīng)濟后遺癥，不僅導致執(zhí)法部門之間的利益沖突，還更多表現(xiàn)為與民爭利，“比如利用公權力而設置進入市場的門檻并尋租，大大增加市場的交易費用；在財政預算中分得一大塊蛋糕。”
改革意味著對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長期進行公共政策領域研究，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提到，推行大部制改革涉及權力的重新分配，肯定會在推行過程中遇到困難和阻力，“最根本的還是利益問題。”
楊光斌說，實行大部制改革，“無論撤掉誰，都會有意見，改革需要勇氣和魄力。”
改革思路：大文化、大交通、大市場
此次十八大報告再提大部制改革，楊光斌判斷，2013年3月份全國兩會組建完新一屆政府后，大部制改革會隨之展開。
他對本報記者講，新一輪大部制改革順利進行，首先需要“上面率先貫徹十八大精神”。
楊光斌解釋，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應該是在政府部門設置中，將那些職能相近、業(yè)務范圍趨同的機構相對集中起來，由一個部門統(tǒng)一管理，重點解決“政出多門”的難題。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說，大部制改革很難一步到位，而應該循序漸進。在他看來，大部制改革首先應該選擇從那些職能交叉突出、涉及公眾、服務對象廣泛、外部呼聲比較大的部門開始，然后逐步擴大，而且一定要把結構調(diào)整和功能定位進行有機結合。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時紅秀認為，十八大報告中的一些內(nèi)容，已經(jīng)隱約透露未來大部制改革的動向。比如，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健全現(xiàn)代市場體系，加強宏觀調(diào)控目標和政策手段機制化建設”，這在時紅秀看來，或許意味著將建立跨部門的協(xié)調(diào)機制，這可能成為今后大部制改革破解行政體制障礙的一項重要措施。
時紅秀的大部制改革設想，與多位學者的“大交通”、“大文化”、“大市場”整合思路基本一致。按照時紅秀的設想，“大交通”是在鞏固已經(jīng)推進的機構和職能整合基礎上，加快鐵路行業(yè)改革，并將其納入“大交通”的方案。在實現(xiàn)管辦分離、市場準入基礎上，進行綜合性的交通行業(yè)監(jiān)管。
在市場監(jiān)管領域，時紅秀主張將分屬于工商行政管理、商務、發(fā)改委等部門以及其他涉及市場監(jiān)管的各部門職能機構合并。在監(jiān)管方式上進一步減少準入審批，將重點放在規(guī)則制定和行業(yè)監(jiān)測上，并強化對監(jiān)管者的問責制度。
時紅秀說，文化大部制改革在一些地方已經(jīng)做了有益嘗試，許多市縣一級政府成立了“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把傳統(tǒng)上分設的有關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以及體育等方面的管理職能，綜合為一個政府部門行使。未來，省和中央層面的改革完全可以參照進行。
鄧聿文認為，大部制改革不是簡單的部門、權力整合。在他看來，大部制改革在實行過程中，應該伴隨著對政府權力的約束和分權，“厘清政府權力的邊界，防止權力集中帶來腐敗。”
時紅秀也認為，新一輪大部制改革，應該讓“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
“政府應由生產(chǎn)者變?yōu)楣芾碚撸芍苯犹峁┓辙D(zhuǎn)而專事標準制定和行為監(jiān)測。”時紅秀說，那些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能提供的產(chǎn)品或服務，絕不能再賦予一些部門審批、特許權來干預。
時紅秀分析，實行大部制改革應與政府轉(zhuǎn)變職能相結合，“如果沒有政府職能的切實轉(zhuǎn)變?yōu)榛A，大部制改革恐怕不過是又一次折騰。”
這在鄧聿文看來，也是回歸大部制的初衷。“大部制是指根據(jù)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要求，將職能相對接近的政府部門進行橫向合并，拓寬管理幅度，從而使行政管理體制更好地適應新時期新階段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需要。”鄧聿文說，大部制改革要實現(xiàn)這一目的，關鍵是應把轉(zhuǎn)變政府職能作為其核心任務。
如果大部制改革達不到轉(zhuǎn)變政府職能的效果，那么，它就會像之前的歷次政府機構改革一樣，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
鄧聿文說，大部制改革僅僅是開始，“還需要我們繼續(xù)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