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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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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犯罪高發怎么辦？如何對犯罪嫌疑人形成長期的威懾力？列席省人代會的全國人大代表陳偉才昨日貢獻了一個建議：引進新加坡的“鞭刑”。他表示，還將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提出這一呼吁。（1月30日《南方都市報》）
陳代表的提議聽起來的確有些雷人，“聽罷此言，全場爆笑”。同時，眾多網友也達成了幾乎“一邊倒”的反對之勢，其中還有不少的譏諷。然而，筆者看來，我們不能僅僅把這當成一個笑話。比之某些只愿意在“兩會”中沉默寡言充當“小學生”的代表而言，陳代表的提議雖有爭議，但也是在履行代表的建言職責，即使確有不妥，也有積極一面。
在法律制度并不那么健全，法律至上觀念并不那么深入人心的當下，任何一個能夠引起人們對法治如何構建之思考的話題都是有意義的，不僅能讓法治理念越辯越明，也能促動公眾為之而思考，增加公眾對法治的參與感。
筆者贊賞陳代表提議的行為和勇氣，但并不贊同其內容和論證方式。陳代表以新加坡法治的成功來證明鞭刑的可行性，我認為鞭刑打不出法治社會。
一方面，法律制度的移植或改變必須與當地的實際情況相適應，否則就將南橘北枳。而最基本的實際情況就是當地大眾的接受程度。新加坡的刑法制度源自英國和英屬印度的刑法，自確認鞭刑這種以“肉體”折磨為主要方式的刑罰后，中間并沒有發生任何的阻斷或取締。在特定條件下使用鞭刑已經成為了一個傳統法律習慣，至少在大多數新加坡國人心里，這并無不妥。
而我國從1910年5月，清末頒布《大清新刑律》，肉刑就被廢除，自此再也沒有恢復。百余年來，肉刑是野蠻反文明的刑罰之觀念漸入人心，我國也簽署過一系列禁止酷刑和一切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行為的國際公約。這種人心向背很難再因為突然地增設鞭刑而發生改變。也許這也是“全場爆笑”的原因吧。
另一方面，在古代中國，肉刑的實施較之新加坡的鞭刑可謂過之頗甚，既有“墨劓刖宮大辟”等“主流”奴隸制五刑，更有“炮烙、醢脯、凌遲、車裂”等更為殘忍的“非主流”肉刑。可是，這些并沒有推動法治社會的建立，也沒有達到陳代表的“減少犯罪率”的效果。原因在于在“刑不上大夫”，“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等法律人人不平等觀念下，法治只能是天方夜譚。
放之新加坡也是同樣的道理。新加坡之所以能建成“法治強國”，并不在于其實施了鞭刑，而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以及執法必嚴的法律實踐。如在1994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就曾發出公開呼吁，希望新加坡政府能寬大處理一名在新加坡涂鴉的美國青年，然而，政府不顧克林頓的懇求，斷然對這名被控犯有“肆意破壞公共財物罪”的美國青年施以鞭刑。這就是新加坡法律的尊嚴，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與其“臨淵慕魚”羨慕新加坡的鞭刑制度，倒不如 “退而結網”，編織一個疏而不漏的“法網”，不再有漏網之魚逍遙法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