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正是兩會召開之際,代表委員們關于諸多社會問題的議論勢必充斥各大媒體的版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二線城市空氣質量的急劇惡化,且空氣問題本身又不分貴賤,事關全體國民,所以,對于赴京開會的代表委員們,向媒體談論空氣質量問題,可謂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因此,包括民革、民盟、民建、民進、農工黨、致公黨、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近年來對生態環境問題高度關注并深入調研。今年兩會上,多個民主黨派都將通過提案形式共策“治霾經”,為打一場“呼吸保衛戰”出謀劃策。由此也足見空氣污染治理在本屆兩會上的受重視程度。
空氣問題被拔得如此之高,當然與各代表委員多數生活在城市,多數都遭遇了呼吸不暢有關。但除卻此點,目前中國城市的空氣質量也的確處于極度糟糕的狀態,這一點不僅表現在近幾年城市“藍天”日子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更可以從伴隨霧霾天氣增加而帶來的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猛增的情況上窺見一二。因此,城市空氣污染問題在這些年已經迅速被公眾所意識到,主管的官員也經歷了從最初含糊不清的否認,到現在明確表示要下大力氣整治的態度轉變。
問題得到解決的前提是問題本身得到確認,這一步驟已經在過去的幾年艱難地得以實現。緊接著,霧霾空氣的呼吸者開始將目光置于原因層面的分析。不久前,兩大壟斷油企被推上風口浪尖,其原因就在于公眾普遍認為,城市空氣質量驟降的罪魁禍首是兩大油企所煉制的等級低劣的汽油。歷來,占據壟斷之位的油企就不得人心,而如今又被認定是城市空氣質量下降的重要原因,輿論對于兩大油企的抨擊不可謂不兇猛。怎奈油企將話鋒一轉,指出油品低下的原因在于國標太低,而提升國標需要消費者付出更大的成本,一時間,問題的實質又被拋給了消費者。
壟斷油企的邏輯當然極盡荒謬,其辯詞不過是對自我責任的又一次推卸和對自我利益的又一次擴張。然而,縱使兩家壟斷國企再如何巧舌如簧,但依舊要承認的是,它并非環境治理的直接責任人,也并非環境政策的推行者,更不是環境法律的制定方。因此,如今將問題回歸提升空氣質量這一點,根本的落腳點還是應該在行政系統上。
在具體的治理途徑上,目前已不乏各類建議,諸如提升油品、控制大城市的機動車保有量、設立大氣污染治理專項基金,以及加快出臺環境稅,增加法律治理的手段等等。但一項政策的推行需要經歷制定、執行、評估、回饋、制定這樣一個循環,一次或者幾次的運動式治理是無法取得良好成效的。這一點,北京奧運之后空氣質量每況愈下就有著鮮明的體現。
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中國的權力架構中,必須有地方或者部門的一把手能夠充分重視空氣問題的治理,才有可能真正加大該方面的投入,著手制定相關的政策和法規,形成真正的政策驅動力。但現實的情況卻是,中國地方官員對于環保的熱情遠不如推動經濟增長。根據中國之聲的報道,來自中國、新加坡和加拿大的5位教授在一份報告中表示:一個市政府在環保領域的開支實際上會對該市市委書記和市長的升遷帶來負面作用。他們發現,一個地方的環保投資占當地GDP的比例每升高0.36%,當地書記的升遷機會便會下降8.5%。
盡管“唯GDP主義”的思維在最近幾年的中國日漸遭遇了孤立,黨的十八大也首次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的目標,但在針對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上,經濟上的表現如何依舊深刻決定著官員仕途上的升遷與否。故而,在空氣污染問題的治理上,我們有理由懷疑:假如目前的官員考核體系維持不變,那么上級初衷良好的政策將會在執行階段遭遇冷遇,依賴龐大投資的綠色事業也將遭遇資金瓶頸。如此,縱使代表委員們熱心于環境問題的探討,但最終的結果將難以令人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