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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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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國兩會上，因年初的蘭考大火，民間孤兒收養成為熱點。
3月13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會上，民政部部長李立國表示，個人和民間機構自行收養棄嬰、孤兒是一種愛心的體現和奉獻，“我們是充分肯定、高度評價的”。對于具備條件的個人和機構愿意繼續收養的，民政部門可采取合辦和委托寄養的方式來加強管理，對于不具備養育條件的，民政部門要接手管理。
3月1日，民政部對外發布個人和民辦機構收留孤兒情況全國大排查結果，全國共有收留孤兒棄嬰的個人和民辦機構878家，共收留孤兒棄嬰9394名。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北京收養孤兒的民間組織，大多存在身份和資金等困難，一種名為“北京模式”的家庭寄養方式也陷入法律和親情的困境。
沒名分的民間“收養”機構
蘭考大火后，順義區光愛之家的老師們都在聊袁厲害。
這個存在了近10年，專門收留來自全國各地的孤殘兒童、流浪兒童，實行全免費寄宿制的民間機構，門口掛著的牌子是“培訓中心”。“不能叫孤兒院，也不能叫學校。”40多歲的校長石清華說，“只能說收留，不能說收養，收養差手續，法律說不過去。”
雖然沒有名分，但石清華出于好心，從2004年前后開始收留北京的孤殘兒童、流浪兒童，從三五個到幾十個，再到一百多個。
跟袁厲害的情況相似，光愛之家的孩子，有的是從街頭撿來的，有的是警察送來的，特別是2008年經媒體報道后，許多地方政府甚至主動聯系他，把孤殘孩子送到這里。
石清華自認為比袁厲害“明智一些”。
光愛之家目前掛靠單位是文化部主管的中國少年兒童藝術基金會，“這樣安全些，不至于成袁厲害那個樣子。”石清華說，他們也想有個明確的身份，但目前相關標準和規定，“幾乎沒有轉正的通道”。
如果不是去年的“7·21”特大暴雨，房山“安琪爾孤兒培訓學校”并不為外界所知曉。
這里收留60名來自貧困地區的孤兒，暴雨中原先的校舍損毀嚴重，許多志愿者趕到房山，幫助孩子和老師們渡過難關。
“安琪爾孤兒培訓學校”的名字廣為人知，讓“安琪爾”的負責人們頗為不安。
“悄悄地做好事，被太多人知道，好事都做不成”。“安琪爾孤兒培訓學校”的負責人說，由于沒有名分，“不出事你是在為政府分憂，一旦出事就你自己倒霉”。
“站在刀尖上過日子”
沒有名分，收養孤兒民間組織在資金上也是捉襟見肘。
按照規定，每名民政部門認證孤兒每月有1000多元的補貼。但“光愛”和“安琪爾”這樣的民間機構的孤兒，都是沒有經民政部門認證的。
“光愛”和“安琪爾”都是依靠社會愛心捐款支撐維系。
石清華說，光愛之家沒有穩定的資金來源，多年來主要依靠社會捐款支撐，其中數額最大、也相對穩定的一筆捐款來自一家海外石油公司。
為了籌錢，石清華帶著孩子們參加各種慈善匯演，還曾以25萬元接拍某藥品的廣告。
這也只能勉強維持100多個孩子的正常生活、學習。光愛之家的老師們介紹，他們工資每月只有千兒八百塊錢，還要半年才發一次。
石清華記得，光愛之家成立之初，一批黑心棉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捐助者送至光愛之家，引發50多個孩子集體疥瘡。流浪兒童多患各種病，早些年沒錢給孩子們看病，石清華就自己配藥，他說“那是站在刀尖上過日子。”
“安琪爾”的創辦者和主要出資人是孤兒出身的一位美籍華人，目前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社會捐助。一到四年級的自習室桌子是半圓形的，五六年級是方形淺棕色，初中部的是方形深棕色。“捐助單位不一樣，我們都是吃百家飯的。”“安琪爾”副院長曾麗娟苦笑著說。
公辦福利機構硬件好
“光愛”和“安琪爾”都歡迎政府部門對民間機構的監管，“民間機構的條件肯定不比福利院，監管是對孩子的安全負責。”石清華說。
蘭考事件之后，新京報記者分別以記者、志愿者、愛心人士的身份試著聯系北京多家公辦兒童福利機構。跟民間收養機構的開放相反，公辦機構均以“福利機構不方便對外”等理由婉拒。
3月初，新京報記者以志愿者的身份進入北京某公辦福利院。
這家福利院外形酷似城堡，有專門的活動室、玩具室。孩子們玩具人手一份，滑板、網球、輪滑鞋、玩具車，應有盡有。工作人員說，為了保證孩子們的安全，這里接受社會捐助衣物和玩具，都要求是全新的。
當日下午，7名孩子在福利院中玩耍，一名50多歲的工作人員負責看護。
七個孩子都有輕微殘疾，圍在工作人員身邊叫“媽媽”。
“媽媽你跟我玩兒吧”、“媽媽給我弄弄衣服”……孩子們叫得親熱，但工作人員無暇顧及，只是在孩子們碰到院子里停的車才會喝止一聲。
“很辛苦，很累。”這名工作人員說，他們的工作是三班倒制，一個人要負責七八個孩子。
一名七八歲的小男孩，騎著玩具車奔向大門的方向，騎到上鎖的大門前又折返了回來。
按照規定，孩子們是不能外出的。小男孩說，過一陣子可能會有一次集體春游，“差不多是一年中唯一出去的機會”。
“不是說福利院不愛孩子，孩子太多，太模式化。” 在石清華看來，民間機構優于公辦福利院的是對孩子們的愛，“更有利于孩子們成長。”
北京天使之家負責人鄧志新，長期走訪全國各地政府福利機構，把殘障孤兒接到天使之家救治。
鄧志新發現，大部分公辦福利機構硬件條件都好過民辦福利機構，“民間機構之所以做得好，是因為對小孩有發自內心的愛。”
國際兒童希望組織發起人之一、中國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執行主任張雯稱，國際范圍內，兒童優先在家庭（或類家庭）中成長早成共識，“完整的家庭才是孩子的最好歸宿，實在要把孩子放到機構中，也是越小越好。”
一個農民的收養戰爭
事實上，一種名為“北京模式”的家庭寄養，曾被寄予很大的希望。
上世紀90年代，為緩解公辦兒童福利院承載力不足的問題，北京市民政部門決定在大興、延慶等遠郊農村實施家庭寄養模式，大批患有疾病的兒童被寄養到當地農戶家中，政府支付一定的費用補貼。
民政部3月1日發布個人和民辦機構收留孤兒情況全國大排查結果。目前，全國共有收留孤兒棄嬰的個人和民辦機構的878家，其中個人舉辦的134家，宗教機構583家；共收留孤兒棄嬰9394名，得到民政部門監管并領取最低生活保障或孤兒基本生活費的4654人，約占總數49.5％。
2000年，民政部將這種家庭寄養方式命名為“北京模式”，并在全國范圍推廣。目前，在北京大興和延慶的農村，還有近800名寄養在農民家庭中的孩子。
十多年間，大興禮賢鎮農戶李民立（化名）家中，先后寄養了5名孤殘兒童。
“一個病得太重死掉了，另一個被美國人收養了，現在還有三個。”李民立說。
17年前的冬天，福利院人員將一名嬰兒抱到李家。李民立覺得嬰兒活不長，不敢要，“他肚子鼓得跟氣球似的，薄薄的一層皮，都能看見腸子。但對方說養不活也沒事。”
當年，醫院查明嬰兒得的是結腸炎，孩子太小無法手術，李民立每天讓嬰兒趴在自己的肚皮上，“用體溫給他暖肚子。”
幾經周折，嬰兒活了，十分健康，但李民立發愁了。
他聽到風聲，“送下來的都是重病的，孩子好了很可能被接回去。”
2006年，北京市民政局出臺《北京市家庭寄養管理暫行辦法》，規定“被寄養兒童年滿18周歲應當終止家庭寄養”。
這意味著，李民立從鬼門關拉回來的娃娃長大后就跟他沒任何關系了。
由于擔心小孩養大后被福利院接走，李民立折騰了兩年，成功辦理了收養證，并給孩子取名“小然”。
本以為辦理了收養證，小然就成了自己的孩子。2010年，福利院工作人員多次來到李家，稱“孩子是國家的”，要把小然接走。
李民立大怒，“小孩愿意跟你們走，就由他，小孩愿意跟我，誰也別想帶走，誰帶走我就跟誰玩兒命。”
直到2011年，李民立終于為孩子辦理了戶口，小然才“名正言順”地成了自己的兒子。
家庭寄養孤兒“被強制接走”
在鄰居王先國（化名）的眼里，李民立是個幸運者。
17年前，大興區福利院工作人員給王先國抱來七八歲的小軍，“小孩腿是彎的，只能爬著走。福利院說把小孩寄養在我家，小孩長大了想走就走，不想走我們愿意要，可以留著。”
當年，寄養一名孤兒，每月能獲得120元的寄養經費，這在當時算是不菲的一筆錢。再加上老兩口特別喜歡小孩，王先國同意寄養殘疾兒小軍，幾年后，盲童小杰也被送到王家。
10多年中，王先國4點起床教先天殘疾的小軍走路，手把手地教小軍和盲童小杰各種樂器，把兩個孩子培養成大興殘聯文藝團的成員。
那些年，王老漢帶著兩個孩子吹拉彈唱的景象，聞名禮賢鎮。
變化發生在2009年，這一年，北京市民政局對外宣布，將在海淀區新建2家兒童福利院，建成后寄養在農村的孩子將被統一安置在此，此舉一度被媒體解讀為家庭寄養模式的終結。
2011年11月26日，福利院人員來到“家庭寄養優秀標兵”王先國家中，強制接走了寄養在他家中十幾年的小軍和小杰。
孩子被接走的第二天，王先國委托律師給北京市兒童福利院寫了一份申請書，申請無償助養小軍和小杰，“不需要政府和國家提供任何費用。”
王先國老兩口往福利院跑了一個多月，但未得到對方同意。王先國氣的吐了血，住進了重癥監護室。
今年年初，被轉到順義一家福利機構的小軍給王先國打來電話。王先國對著手機大聲說，“小軍，今年春節一定回來過年，爺爺想你。”
電話里小軍說，福利院禁止他們出門。
北京一家公辦福利院的負責人透露，福利院的孤兒大致有三個成長路徑：一部分身體健康的，多會被國外家庭收養（由于國內收養門檻過高，收養成功的較少）；身患殘疾的孩子，多會在福利院待到成年，成年后經市內專業機構評估，能夠回歸社會的，會領到一部分救濟金到社會上謀生；另一部分則會被就近轉入養老院，度過之后的漫長人生。
這名負責人坦言，他們的孩子也有不少曾經采取家庭寄養模式的，她也覺得“這樣的模式更適合孩子。”
調查期間，記者曾多次向北京市、區民政部門致電或發函，要求采訪“家庭寄養孤兒被強制接走”一事，截至發稿時均未得到答復。
“從家庭拽回孤兒院是倒退”
今年23歲的孤兒王奇（化名），也曾有過被強制接走經歷。
王奇患輕度腦癱，七八歲的時候，他和十幾個伙伴被慧靈機構接出福利院。創辦于上世紀80年代的慧靈機構旨在幫助智障人士回歸社會。
慧靈機構的創辦者孟維娜回憶，2008年一場大火后，包括王奇在內的十七八個孩子被福利院強制收回。
“回到福利院我們都很不開心，每天都是一樣的，連做的游戲都和小時候一樣。”被福利院接回這年，王奇已經18歲。
回到福利院不久，因為“特別不喜歡里面的生活”，王奇偷偷跑了出來。兩年之后，另外三名同伴也獲準走出福利院，但是另外的十幾人，因為“連表達意見的能力都沒有”，一直在福利院生活至今。
如今，王奇在北京慧靈智障人士社區服務機構的網站工作。
敲打著手中的鍵盤，王奇搖著頭說不知道福利院里同伴們的近況，他覺得自己是幸運的。
袁厲害事件后，孟維娜聽聞許多人譴責政府“為什么不多建一些福利院”。她內心波動很大，“這反映出對孤殘兒童的救助，整個社會是非常無知的。”
“在我國收養兒童的門檻兒本就高得離譜，家庭寄養層面也未形成共識。” 國際兒童希望組織發起人之一、中國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執行主任張雯對我國目前孤殘兒童的救助思路深感憂慮，“在西方國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兒童福利機構就基本絕跡了，但在我國仍能見到各地層出不窮的此類工程，沒有人考慮兒童的需求和感受。”
北師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兒童福利研究中心主任尚曉援教授，長期跟蹤研究福利院兒童的成長情況。她認為，類似家庭寄養模式，硬生生地將寄養家庭和被寄養人分開，“是非常粗暴的”、把孩子從家庭拽回孤兒院是一種倒退。“孩子在家庭里，哪怕父母對他不是很好，但這種家庭關系是穩定的，孩子內心會有對父母和家庭的依戀，這樣小孩子的心理才能健康。在福利院，每天的工人三班倒，基本的安全感都沒有辦法建立。”
前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認為，我國在兒童福利體制方面存在嚴重的缺陷，而在發生事故后強行將兒童收回福利院，“缺乏基本考慮，太過粗暴。”
王振耀認為，我國必須盡快建立正規的兒童福利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下來。“該政府負責的，政府好好負責，不該管的就放手讓民間力量進來。”
據悉，目前民政部已經提請制定《兒童福利條例》，并創造條件適時提出修訂與兒童權益保護有關的法律法規。
3月13日，民政部部長李立國表示，個人和民間機構自行收養棄嬰、孤兒是一種愛心的體現和奉獻，“我們是充分肯定、高度評價的”。但是自行收養的行為怎樣納入到法律支持的范圍內，怎樣達到兒童利益最高原則，有利于棄嬰、孤兒的健康成長，“這也是我們現在面臨的社會管理和服務課題。”
采寫/新京報記者 盧美慧 王瑞峰 實習生 李銳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