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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井底“住了十余年”的王秀清，終于無“家”可歸了——被媒體報道后，北京朝陽麗都廣場南門西側的住人井已被全部封死。當晚，歸來的洗車工王秀清只好搬進附近的廢棄崗亭蜷縮一夜。隔日，這間廢棄的崗亭也被拆除。與此同時，多家單位愿意提供工作機會，也有公司希望資助三個孩子從現在至大學畢業的學費。王秀清11歲的小兒子說“平常上下學走在路上，看到井蓋時，就會想起來，我爸就是在那底下住著的。”(12月8日《新京報》)

    在“井底人”的新聞被媒體曝光，導致穴居之所被城市管理者堵死，最終黯然離開城市后，不少人將矛頭指向了媒體這個“好事者”，認為如果不報道居住于井底的人，他就不會連一個棲身之地都沒有。在這里，媒體的急公好義與底層人士需要遮掩、躲藏的一些權利成為了一對矛盾體。媒體固然希望借由輿論產生良好的社會助力，甚至希望由此影響政策觀念或導致出臺具有幫扶性質的公共決策，但很遺憾，社會濟困反應迅速出現，帶來一股暖意與安慰，市政當局卻讓人齒寒的無動于衷。

    “貧者無立錐之地”，這已不再是歷史深處曾有過的社會痛感，通過“井底人”王秀清的真實情況，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感受底層的悲情與無奈，就像一些城市為了避免流浪人員夜居橋底，特意修砌水泥尖錐一樣，這種行為無非是用最快捷、有效的手段使城市符合管理者心目中的堂皇氣象，以及建立一種以犧牲底層群體換來的嚴明秩序。

    當然，不排除城市管理者因公共安全等其他原因而將井口堵死，但公共防范舉措的背后必須要有與之相應的救濟措施，否則便只會將因防范而限制其選擇自由的人逼進無路可走的死胡同。正所謂“要么給他福利，要么給他自由。”作為政府管理者，你給不起福利，至少要給人選擇最低成本生活的自由，如果你無法在他們低成本生活的基礎上予以制度性保障，那起碼不要剝奪他以此為根基的可持續性生存權利。

    “井底人”王秀清給記者算過一筆賬：“如果租房子，一個月最低要300元，而他每個月工資只有兩千元，在應付家庭開支、子女學費等等之后，每個月自己身上基本所剩無幾，而因為自己這十年來一直穴居井底，僅僅是房租這一項便省下了幾萬元。”這只是經濟賬，還有一筆賬乃關乎尊嚴，沒住到井底之前，王秀清曾因露宿街頭而被城管關進狗籠過，井底雖說潮濕憋悶，但除了可以緩解經濟負擔外，還能讓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對待。如果說福利的缺失只會使人深感經濟壓力巨大，那么選擇自由的蕩然無存則只會讓人毫無尊嚴。

    媒體報道“井底族”后，那些井立馬被封了;王秀清無奈住廢棄崗亭，隨即管理人員又把崗亭也一并拆了，與這些冷血行為相對比的是，不少社會好心人士在看到新聞后主動為其提供經濟、工作援助。王秀清在感動之余也因為“不想給政府添麻煩”而回到懷柔去了，而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還有不少正“給政府添麻煩”的人游離于大廈之外，找尋著能夠遮風蔽雨的一席之地。

    突然想起近代城市剛剛興起時流行于歐洲的一句話：“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這句話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城市的真正文明內涵，如今，這個內涵恐怕只剩下了一聲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