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經濟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和交通便利的城鎮轉移,一些曾經熱鬧的村落人去樓空,甚至名存實亡。有報道披露,最近10年來,我國每天有近百個村莊消亡(據6月13日《人民日報》)。
相關研究發現,由于我國歷史上不間斷的出現戰亂,加之社會管理很不完善,普通老百姓為求得生活的相對安寧,寧愿受窮挨餓,都要四處選擇遠離“官道”的偏僻地方居住,受宗族觀念的影響,在這種四處躲藏的遷徙中,往往還以宗族為單位,定居之后隨著人口繁衍增多,便形成后來的村莊,這也就是很多偏僻村莊“無雜姓”的主要原因,經過長期的歷史變遷與有限范圍內的交流,不僅在語言上有著獨特的地域方言,更沉淀出屬于自己獨特的文化與習俗。筆者認為這項研究很符合客觀事實,小時候,就從爺爺嘴里聽到他年輕的時候經?!芭芊础?,我們村子里好幾家“外姓”據說都是明清戰亂時跑來的,爺爺所說他的“跑反”,則是躲避“日本鬼子”。
顯然,某些隱藏偏僻或大山深處生活極其不便的村莊,大多數都是歷史上不斷發生戰亂所造成的后果,當生命財產得不到任何保證的前提下,農村老百姓為了活命,不可能不在生存與死亡之間做出這種再正常不過的權衡,把自己藏起來。但也有很多村莊隨著現代道路交通的發展得到了轉變,偏僻的不再偏僻,某些靠近老“官道”的農村反而被現代交通疏遠。而隨著市場經濟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某些大山深處或非常偏僻的農村已經很難跟上時代經濟的發展,從改善居住環境提高生活質量和發展經濟的角度來衡量,某些偏僻村莊的消亡確實也是一種進步,這不僅顯示我們國家的和平穩定與社會管理的基本完善,更符合這些農村地區絕大多數群眾的愿望,從某種意義上說,也顯示出百姓群眾對國家長治久安的一種信心。
就事論事而言,將某些嚴重阻礙經濟發展,政府加大投入依然“得不償失”偏僻村莊,統一規劃整體遷出,也是民生之道,不僅無可非議更值得提倡,這些村莊農民既向往交通便利基礎設施較好的新居又難以割舍故土,這種矛盾的心情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自然形成的村莊在歷史的長河中,隨著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變化,畢竟都會被“優勝劣汰”,尤其隨著現代社會制度的建立,以及經濟發展和人們追求幸福宜居的需要,某些村莊的消失既是村民的自然選擇更是共同發展及政府統一規劃的必須,所謂“不破不立,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應當說,舊村莊的消亡,舊村莊村民的生活狀況絕對意義上已經發生新的改變,且正在不斷向幸福便捷的鄉村城市化邁進,我們可以為消亡的村莊有暫時的傷感,但也不應該陷入這種酸楚之中。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村莊消亡及搬遷的過程中,確實不同程度存在著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沖動,在重新選址規劃、補償、安撫等方面欠缺科學或方式方法上諸多問題,更不可避免存在腐敗甚至侵占農民合法利益的違法違紀行為,但從本質與發展的角度,不應當以此來曲解政府的善意出發點和積極意義,諸如像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沿渡河鎮汗石村,從外面買袋水泥僅需20元,沒有任何道路交通,用人工背進村子就需要付出120元的費用,這個村子的原居民,“出行全靠肩扛人抬,就連吃的水都要靠人背”。像這樣的村莊,政府再多的投入即使能夠解決最基本的交通,也無法完善其他基礎設施,即便不推行城鎮化,從節約成本和發展的角度也必須實施遷移。再就是位于合肥“大水缸”源地的梁墩回族村,為了保障全市居民的飲水衛生安全,梁墩必須要從這塊新版圖上“消失”,從記者采訪的實際見聞中更能看出,舊的擁有3200多人的梁墩回族村雖然成了典型的“空心村,但新的安置點確實各種配套設施齊全,就連村民自己都感到非常滿意,而在媒體所有報道的見證中,新的安置點或“新村”,普遍要比舊的或消亡村莊的各種設施超越太多,甚至基本上就是“兩個世界”,這更說明至少絕大多數消亡村莊的村民已經迎來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春天。
不可否認,每天全國上百村莊的消亡,確實給這些村莊村民在感情上留下難以割舍的傷痛,農村有句話“金窩銀窩不如自己家的狗窩”,對于鄉愁的依戀和懷念不但不會隨著新生活的改善而消失,反而會變得更加強烈,正如有些村民所言,要從此告別已經習慣的村莊與老屋就是覺得“不舍”,實際上“不舍”未必是老村和老屋,而是蘊含在老村老屋空氣中厚重的故土文化,新的村莊無論如何便利宜居也只是一個“軀殼”,沒有鄉愁文化的填充,情感上總是有些蒼白。因此,在實施整體搬遷的過程中,政府部門有必要工作再做細一些,在新村居民安置過程中,更人性化一些,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盡其能力將舊村的那些“老鄰居”“老街坊”就近安置,“老鄰居”其實也是一種可“攜帶”的鄉愁文化,對于那些消亡的村莊,筆者以為,當地政府部門也應當為其立上一塊“碑記”,將舊村“消亡”的歷史留給后人,用以承載他們那份難以割舍的尋根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