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農民問題的第一引擎是工業這個“火車頭”
改革開放30年來的實踐證明:有了工業的發展,才有第三產業的發展;二三產業的大發展帶來農民大規模轉移,使大多數農民可以不種地,轉向二三產業,進入城鎮居民系列。農民進入了這個系列,生活就實現了富裕,文化、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等方面也可以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這就是從農業外部靠工業這個引擎解決農民問題的路子,簡稱二三產業之路。它已被沿海地區和一些城市郊區證明是一條動力在農業之外的成功之路。
解決農民問題的第二引擎是土地永包制
在大多數農民轉向二三產業以后,留在家里的少數農民如何實現富裕?鑒于土地單位面積增收的潛力已不是很多了,農民的唯一出路是多種地,成為家庭農場,靠家庭農場的規模效益實現富裕。這就是從農業內部靠農業自身解決農民問題的路子,簡稱家庭農場之路。
然而這條路并不平坦,喜憂參半。養殖業家庭農場發展很快,肉、蛋、奶的專業養殖已遍布各地,養殖業正在告別家家搞養殖的副業化生產階段,現代化已見端倪,農場主一般都成了當地的富人。而對土地有高度依賴性的種植業家庭農場則寥寥無幾,種植業農戶呈現萎縮、解體和消失的趨勢。
種植、養殖兩業農戶這種不同的分化趨勢,暴露了土地承包制土地流轉緩慢,家庭農場難以生成的制度缺陷。這種制度缺陷形成的制度性難題,靠非制度性措施去解決無濟于事,而用新制度的鑰匙去破解,往往一觸即開。30年前土地承包制的“一包就靈”已生動說明了這一點。土地永包制相對于承包制是一種新制度,有可能會產生“永包更靈”的效果。
土地永包制土地集體所有不變,使農民有了土地永久經營權。除去土地用于非農業用途的權利仍在國家外,農民有了土地用于農業用途的全部權利。土地所有權是土地各種權能的集合、集成和全部。這樣的土地永久經營權當然不是土地所有權,更不是土地私有,但它已構成了土地所有權的主體,是準所有權。它使土地成了完整的資產和獨立的商品,具備了市場流轉的產權條件。在推動土地流轉這一點上,它與土地所有權會產生同等的力量和效果。同時會使農民產生“土地已是自己永久不動產”的普遍認知。普遍認知的威力很大,它是共識產生的共振。30年前土地承包制使農民產生了“我是在給自己干活”的普遍認知,形成了農民不再消極怠工“真干活”的強大動力。今天,土地永包制使農民產生的“土地已是自己永久不動產”的普遍認知,其威力將遠不是農民“真干活”,而會是“真要地”。
改革30年來,農村涌現出一批種田能手,有多經營土地的要求;社會上一些有資金實力的成功者也有投資農業的愿望和抱負。土地永包制會對這些人產生震撼,點燃他們置地創業希望的火花,形成土地投資熱,加快土地市場流轉。只要土地流轉起來,土地、資金、技術等要素必然要重新組合,向種田能手集中,從而生成家庭農場。很明顯,土地永包制是家庭農場孕育成長的原動力和引擎,是它的孵化器。30年前的“一包就靈”是靈在農民“真干活”上,今天的“永包更靈”會靈在農民“真要地”,推動土地流轉,家庭農場孕育成長上。
落實“長久不變”實行永久承包,構建家庭農場孕育成長的體制機制
綜上所述,解決農民問題有兩條路:一是工業作引擎的二三產業之路,解決多數農民富裕問題;二是土地永包制作引擎的家庭農場之路,解決少數留在家里農民的富裕問題。對于二三產業之路,早在改革之初就取得了舉國一致的共識。當時“無工不富”就像一盞明燈引領人們發展二三產業。今天它已成為舉國一致的行動,全國都在大力發展二三產業。億萬農民已從中受益。相比之下,對于家庭農場之路以及它的引擎土地永包制還不為人所重視。
二三產業再發展,即使百分之九十幾的農民都轉向了二三產業,也要有農業和農民,仍然有農民問題的存在。這些“最后的農民”,出路只能是發展家庭農場。農民要通過家庭農場這個載體實現富裕;土地要通過這個載體實現規模經營集約經營;農業要通過這個載體實現現代化。很明顯,家庭農場之路是一舉多得的興農富民之路。這就需要一種家庭農場孕育成長的體制機制,即土地永包制。通過永包制這個引擎,推動土地流轉,將已轉向二三產業的農民手里的土地依法有償自愿流轉到留在家里的農民手中,形成多數農民不種地,少數農民多種地的土地布局,生成家庭農場。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永包制的永久承包和全會的“長久不變”精神完全吻合。因此,應當明確提出并制定土地永久承包的制度。要總結國內外經驗,使它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完善的土地制度。以此,確保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實現長治久安;形成家庭農場孕育成長的體制機制,造就出宏大的家庭農場隊伍;使工業化后的“最后的農民”走上家庭農場的富裕之路,最終解決全體農民的富裕問題。
(作者為北京市人民政府農林辦公室原主任,國家農業部土地永包制研究課題組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