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 山東省臨沂市被環保部約談后“休克式”治霾的報道引發廣泛關注。57家污染企業關停后,有媒體稱造成6萬人失業。對于臨沂的這種鐵腕治污,有人給出了這種16個字的評價,叫做“空氣好了,經濟差了,民眾點贊,企業抱怨”,就形成了這樣一種非常復雜的各方利益都焦灼在一起的局面。(7月2日央視《新聞1+1》)
臨沂之痛,糾結而悲壯。環保部暗訪,市長被約談,媒體轟炸曝光——于是,地方部門以風暴式停產的姿態,以“休克療法”整治污染頑疾。受益于環境改善的市民,會贊嘆政府終于動真碰硬,而利益受損的企業主和產業工人,則在四處抱怨:“全中國其它同樣被約談的地方,都沒有采取這樣的極端措施。”更直接的壓力與風險,譬如來自臨沂市銀監局的警告:所有被關停的企業涉及銀行直接擔保354億元,到第二圈擔保達1496億元,亟待善后。
壓力大了,應激反應也就多了。一是關停潮帶來的失業壓力;二是企業產銷變局帶來的地區性金融系統的壓力;三是經濟下行后社會秩序與安全的壓力。別說這些壓力的合集,就算單獨拎出一股來,地方部門恐怕也是無力招架的。正因如此,一旦陷入這個古老的利益邏輯,輿論也未必看好臨沂眼下的努力。不過,地方治霾的版本選擇,破釜沉舟也好,虛與委蛇也罷,遲早要有個成本收益的考量。就像7月2日晚,環保部宣教中心微信公號“微言環保”直言,“被關停的企業滿滿的全是委屈,責任全部推給外界,以受害者的姿態對自己不堪回首的過去只字不提。今天的臨沂,是很多歷史欠賬嚴重的城市經濟轉型時期的一個縮影,歷史欠賬總是要還的。”
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這是電影臺詞,亦是歷史敘事。值得注意的是,7月1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開展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的試點方案》《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負有責任的領導干部,不論是否已調離、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須嚴肅追責。”凌厲的制度設計,已經顯露出頂層設計對于環保的決心。所謂決心,當然不只是一種姿態,還應該包含對于踐行決心的成本預估。說得更直白一點:類似臨沂之痛,可以商榷的是痛的技術與痛點的位置,而不應該因為避痛就對污染沉疴無底線地寬容。治污問題上,治一步,退兩步,這樣的結果可能更壞。因為它不僅崩塌了鐵腕治污的信心,更容易讓污染報復式反彈。一旦積重難返,付出的成本與代價只會更為高昂。
臨沂治霾,利益攸關者“內心幾乎是崩潰的”。這也不是不能理解,發展的慣性、政績的焦慮,可能都會有著切膚之痛。不過,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總不能無限期縱然污染肆虐。當然,如果非要加上一個理由,那么不妨問一聲:在人類物質文明史上,還有什么問題的重要與迫切,大得過自己的生存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