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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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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 “實干興邦是深圳的精神特質，就同深圳獨具特色的誕生之路一樣，深圳的大學也應該具有這樣的精神和氣質，在當下國內各方面不斷趨同的學術環境中，獨樹一幟，不拘一格，以腳踏實地的作風構建高等教育體系。”近日，城市化委員會社會建設專業委員會專家顧問、北京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于長江教授向記者暢談了對于深圳高等教育發展路徑的看法。
百花齊放：建“好大學”無定式定法
“大學沒有了自己獨立的判斷標準，僅僅是和國內社會主流、西方社會或者和一些成熟的機制保持一致，那只能證明自己是模仿者，如此，‘大學獨立存在的價值還有多少’是值得懷疑的！”
于長江提出，深圳應該傳承多元、自發、創新的成功特質，營造百花齊放的學術環境，掌握大學建設的主動權、判斷權和話語權——深圳創辦高等教育不是重復、模仿、追隨，而是要帶著使命感，另辟蹊徑——深圳有文化基礎，深圳也應該有歷史擔當。他認為，不同大學的不同專業、不同領域，可以鼓勵設計差異化標準：在教育和科研領域，采取多樣化評價標準；在人才引進方面更要體現出不拘一格的態度。
“深圳的大學應該如何發展？是否應該走國際化道路？”于長江認為，國際化只是眾多發展手段中的一種，在探索過程中，要打破固化的“先進—落后”二元思維，西方化不一定必然代表先進，本土化或東方化的也不一定必然代表落后。在不同的學科發展過程中，有些學科正在經歷洋化過程，有些則正在回歸傳統，大學的建設和發展探索本身就是一個動態過程，因此，如果提及“國際化”就要照搬國外或者歐美大學建設標準，本身也會造成一種狹隘布局。
“水無常形，深圳擔負著辦大學的使命，就是應該打破現有弊端，找到特立獨行的深圳方式、深圳辦法。” 于長江提出，大學建設模式可以兼收并蓄，除了參照最常見的美國模式，深圳還可以放眼歐陸的法國、德國、瑞士、芬蘭等國家，以及俄羅斯、日本、印度，甚至一些經濟不發達但是具有強大文化力的地區，借鑒更多的高校發展經驗，為深圳所用。
放眼全國：深圳最有條件創造獨立、多元性大學標準
“放眼全國，深圳最有條件創造獨立、多元性大學標準。這是中國歷史的選擇，更是深圳的選擇。”在深圳從教多年的于長江教授表示，正因深圳這種特殊性、唯一性，因此，學者對深圳建設高等教育才有更多期待。
深圳的高等教育可以又“紅”又“專”，“紅”即保持正確的方向和價值觀，“專”即在專業領域保持特立獨行。深圳的高等教育可以既是民族的、地方的、本土的，又是國際的、開放的。“新≠先進”、“舊≠落后”，無論站在時代的前列，還是顯得有些傳統守舊，深圳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發揮務實求真的精神，忽視形式上的品牌、知名度等要素，甚至采取一些很“土”的辦法，創造對人類社會有價值、面向未來的高等教育事業。
開放心態：立足城市面向世界
于長江認為，大學與城市的發展應該相互支持、關聯、促進，但是，大學更應該“超越具體城市空間、地理范圍”。“北京大學”并非只屬于“北京”，牛津大學也并非牛津小鎮專屬，它們是文化的瑰寶和遺產，是學術和智慧的聚集地，是人才、信息、知識的輻射源。
于長江笑稱：“一個國際化的城市有助于支持一所大學走向國際化，一所優秀的大學也會帶動一個城市站上國際化的中心舞臺，如果深圳高校畢業的學子們走向世界，主導多國互聯網、遍布華爾街、引領世界各地文化潮流，那么，深圳就是他們青春時代學習起步的珍貴‘原點’。”
“不過，海納百川不代表我們毫無選擇。” 于長江也認為，高等教育建設理念上的高瞻遠矚，并不影響在專業發展、學術課題、科研項目上的腳踏實地。高校的專業設置、項目合作可以從城市經濟的互補性、支持性上做大文章，并從城市的發展中汲取素材和營養。
總之，大學面向未來，而未來屬于“未知”——深圳的高等教育要創造未來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生活狀態，讓最有可能創造性發展的模式，在深圳萌芽成長。于長江如是判斷。
另辟蹊徑：打破思維桎梏
“空間形式和大學有必然的聯系嗎？沒有高樓、操場、宿舍、綠地就不能辦大學了嗎？”于長江提出，打破思維桎梏，有助辦好“真大學”、“純大學”。歐洲大學中耄耋老人、流浪漢可以和學生們一起端坐課堂，接受教育的洗禮，我們也要放開思路，不要拘泥于既定習慣。
于長江大膽設想，比如大學不必絕世而獨立，可以藏身鬧市；金融學院的教室可以設在深交所旁，一棟寫字樓里的幾間教室足矣；學生宿舍可以通過旅館改造；專注信息科技的理工學院可以設立在華強北，理論與實踐相輔相成；職業發展與求學可以并行不悖，實施彈性學制讓學生工作一年兩年回來還能繼續上學；高中沒畢業也可以有享受高等教育的資格；高等教育不是非形式上的“大學”模式不可，各種特色學院甚至培訓機構都可以承擔高等教育的職責……所有我們約定俗成的東西都可以用來“打破”，所有我們熟視無睹的事物都可以重新組合。
于長江提出，深圳在大學建設上沒有歷史包袱、沒有路徑依賴，其特有的多樣性、多元性、開放性、包容性允許在大學建設模式、開辦途徑、合作辦法等領域天馬行空、百花齊放、不拘泥于定式。深圳要探討的不應是“高等教育要采取什么模式？”而是“世界上還有多少種創建大學的方法？”以及，“未來，我們還能創造多少種模式？”
在采訪最后，于長江提及，在法國的一所高等師范學院里，誕生了很多人類歷史上的思想大師，但是那里每屆學生始終只有幾百人，辦學層次也始終維持本科為基礎，學校里最高大上的教學樓隸屬于“哲學系”，或許這樣的堅守才最值得稱道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