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瑞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張章筍對《城市化》雜志記者說,隨著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設,城市副中心未來將作為北京市的行政中心,而原來北京城六區逐漸成為統攬全國的中央政務區。副中心的建設初衷是為了解決北京主城區人口過于密集,車流量過大過于擁堵等大城市病的問題。
張章筍建議,在京津冀協同發展背景之下,未來環渤海經濟圈將形成整個華北地區的經濟增長極。隨著首都的非核心功能和人口的向外疏解,河北廊坊地區、天津也將進入蓬勃發展期?,F在需要的是展開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大投入,以及重大項目的產業布局與落地,以促進整個經濟圈的大發展。從現階段的4萬億、6萬億規模,上升到8萬億乃至10萬億。
張章筍表示,在這一背景下,通過單純限價限購這一手段不利于整個區域發展的積極性,這時候需要做的是大幅度增加土地供應量。
張章筍認為,現在沒有必要做未來人口不減反增的擔憂。中央政府的意圖一方面是疏解首都的部分功能,讓一部分產業外遷。另一層深意是建立環渤海經濟圈。目前,長江三角洲經濟圈已經形成,3億多人口,經濟規模已經達到10幾萬億。珠江經濟圈也已形成,一億多人口,輻射港澳,也將近10萬億規模。因此,華北環渤海區域非常必要盡快崛起一個類似這樣經濟帶動輻射功能的一到兩億人口,10萬到15萬億規模的經濟圈。
張章筍建議,相比而言,環渤海區域經濟圈起步比較晚,主要是經濟規模沒有上來。再一點就是人們的創業、創造、創意意識,以及民營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不如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大經濟圈。他認為,民營經濟在創新經濟領域有著不可替代的活力,這股動力是不可忽視的,下一步充分發揮這股力量的作用,將有利于環渤海經濟圈的形成。
在京津冀、珠三角與大長三角三者發展的比較中,江蘇省政協常委、江蘇省社科聯副主席、江蘇省區域發展研究會會長張顥瀚認為,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所展現出的優點與長處,或許正是當下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所要汲取的經驗與養分。
京津冀區域中,北京的創新園是國際一流的,也是最可持續的,但是有一個缺陷就是產業化的缺乏,市場機制、市場動力相對不足,缺少產業平臺、產業群體。這就是為什么轉化慢的原因,很多北京的成果又到南方,到長三角,到廣東轉化為產品。
再看珠三角,廣東的市場化因素是最好的,但它的創新遠遠不足,甚至在這三個地區是最差的。珠三角還有一個先天的不足就是,它的產業基礎是兩頭在外的訂單式經濟,沒有形成自己的產業體系。
“而訂單式經濟原則上是不需要超前創新的,人家給你提出做什么東西你做就行了,你還要花多少萬、多少億搞創新嗎?不太現實,因為你當前的任務就是滿足把明年的訂單給他?!?張顥瀚指出,為什么廣東的創新不足,很重要的是訂單經濟,產業本身缺少創新的源動力。
而長三角地區創新能力非常強,產業基礎也是全國最好的,民族工業的體系在這里是穩定的、完整的、雄厚的、有活力的體系。市場的動力和活力雖然比廣東弱,但是比北京強得多。
可以說,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中目前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亦是京津冀如何協同發展,環渤海經濟圈如何振興的挑戰。
同時,有些缺陷也是京津冀、珠三角等地共性的,比如在中國內地的一些城市群,中心城市與外圍城市,中心與偏遠城市之間的差距非常明顯。上海、北京、深圳是全國競爭力最強的甚至可持續競爭力最強的地區,但是與它們相隔100公里、200公里甚至是500公里的這些區域的城市競爭力卻大部分處于與前者相比極低的水平上,也就是說“在富裕的腰上纏著貧困的圈”。這一問題在京津冀環渤海經濟圈尤為突出。
清華大學縣域經濟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曹偉認為,北京過去的發展基本上是粗放式的環線外擴,攤大餅。由于缺乏規劃先行,規劃規模偏小,土地利用極其不集約,再加之配套服務滯后,功能不完整,職住嚴重分離等弊端難以緩解,城市新區不僅不能起到疏解中心城區功能的作用,而且在城市周邊留下了大量城中村、棚戶區。這一問題在全國其他區域大城市發展中也廣泛存在。
而從國際城市發展歷程上看,單中心、攤大餅發展模式幾乎毫無疑問會導致大城市病。比如發展中國家城市孟買、墨西哥城、里約熱內盧等。北京城市副中心有效治理并破解大城市病,也將為國內其他大城市等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提供模式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