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城市化研究所研究員
全球范圍內,城市化的快速增長正在帶來諸如高密度與高強度的二氧化碳排放等環境問題。快速城鎮化給環境帶來負面影響的實例在我國亦大量存在,數據顯示,我國約36%的土地上生活了約96%的人口,且主要集中于東南沿海地區,高度集聚的人口與經濟帶來了能源的過度消費、二氧化碳的超量排放等諸多問題。
針對碳排放的國際現狀,2014年中美曾聯合發表《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國提出到2030年碳排放達峰的目標,美國則提出減排28%的目標。隨后,中國各個城市紛紛響應這一聲明,積極探索、踐行低碳城市發展模式,朝碳達峰的目標前進。目前,中國已連續發布兩批共37個低碳試點城市。除試點城市外,全國約200多個地級市也同樣提出了建設低碳城市的目標。
從現實情況看,在探索建設低碳城市時,各地主要從加強戰略規劃引領,編制、完善低碳發展規劃;完善實施體系,支持配套政策陸續出臺;優化經濟結構,穩步推進產業低碳化發展;編制溫室氣體清單,啟動統計、檢測與考核體系建設;倡導低碳消費和低碳生活理念等方面不斷做出努力。而關于低碳城市的建設,我認為,以下四者是其中最為主要的參與主體:
低碳企業:低碳企業需探索怎樣才能提供更加低碳化的產品及服務。
社會組織:在參與宣傳和教育過程中,社會組織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起到示范、帶動作用,并能從事低碳的研究工作。
低碳市民:在消費、出行、生活等各領域,都需要低碳市民的參與。
低碳政府:政府在低碳城市中起到核心作用,對于中國政府而言,需主要從四個方向“扮演”好角色:一是通過制定法律、法規推動社會更加積極地探索如何更加低碳、更加綠色;二是怎樣作為經濟運行管理者,激勵社會組織、市民踐行低碳城市理念,將城市碳排放總量控制下來,盡可能達到目標并使碳排放量不斷減少;三是作為消費者,政府的公共及辦公活動應盡量減少排放二氧化碳;四是作為城市的服務保障者,應提供基礎設施的服務和公共服務配套,例如碳匯等內容。
在建設低碳城市中,低碳政府還應發揮好四方面的力量,即低碳引導力、低碳管理力、低碳自制力和低碳保障力。所謂低碳引導力,就是更多地發揮經濟職能、政治職能,通過法律法規、規劃、宣傳教育等工作引導和營造出一個低碳環境。低碳管理力則是指政府應發揮經濟職能,體現效率和公平性,建立公平的市場和監管體系。低碳自制力是指作為消費者,低碳政府在建筑、會議辦公、會務出行、后勤保障、政府采購等方面以實際行動踐行低碳城市的要求。低碳保障力更多強調的是地方政府在低碳發展中的保障能力,如保障一定的生態用地,拿出一定的綠地緩解碳源壓力。同時,在科技和研發上需有足夠的投入,為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此外,政府還要發揮社會職能,對內要行使管理和服務職能,對外則需加強交流、溝通,促進與外界的聯系及合作,保障城市內部低碳發展的良性運行趨勢。
站在這四個角度,就能建立起低碳政府的模型。將這一模型應用到深圳及首批國家低碳試點城市區域后的結果顯示,2008年,全國碳生產率為每排放1噸二氧化碳的GDP全國平均水平為0.36,深圳最高為0.81,由此也可以得出深圳單位GDP能耗較低這一結論。從低碳政府應“扮演”的角色出發,以深圳為例,在模型的應用中不難得出更多啟示:
一是要通過法律法規和規劃體系的完善來大力提升低碳引導力水平。二是要進一步推動質量型增長,促進經濟社會綠色低碳化轉型,實現低碳管理能力的全面提升。三是不斷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提升服務型政府發展水平,以低碳型消費、高效型服務、綜合型管理為目標,強化低碳自制力。四是要鞏固和完善低碳發展的軟硬件基礎設施,提升城市低碳化轉型的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