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7月18日
星期五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胡星斗：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北京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中國問題學、弱勢群體經濟學提出者
就“中國的城市是多了還是少了”這個問題，我認為，中國大城市太少，當然中小城市也不多。中國應當有更多的大城市，而不是抑制大城市的發展。
資料表明，相對來說，小城鎮占用土地最多，中等城市次之，大城市最少。根據我以前接觸的資料，在中國，大城市人均占地只有小城鎮十分之一左右。像北京這樣的特大城市，如果建成很多小城鎮的話，所占用土地將比現在多十多倍。調查表明，絕大多數農民向往的還是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鎮。大城市各種產業齊全，集聚效應和基礎設施利用率高，發展大城市的結果是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更有效率。
中國地域遼闊，發展大城市，將不適宜居住地區的人口遷往大城市，可保障脆弱地區的環境能“休養生息”。
而當今，中國沿海城市和大城市都很少。中國有的省份人口數量與日本相當，但大城市數量根本無法與日本相匹敵。不僅沿海地區，中國不少地方都有發展大城市的潛力和需要。中國在發展大城市的同時，還要確保小城市、中等城市與大城市的連片發展以及城鄉一體化發展、互動發展。
現在中國城鄉隔離，無形中存在著一個柵欄：城市人不可以去農村投資，也不允許買房居住；農村人進城也受到諸多制度限制……這就使得城市居民大多居住在擁擠的城市中心區，同時推高了城市房價，另一方面，限制了城市人的資金流向農村，難以改善廣大農村的基礎設施，農村金融幾乎呈現真空狀態，沒有正規金融。這一系列結果終將限制城市向“大”發展。
西方著名國際城市，諸如紐約、洛杉磯等，其市區很小，但實際規模很大，就在于在中國看來很像農村的地區都被其劃入了城鄉共同發展的范圍，成為大城市的街道。
至于發展中帶來的大城市病，并非大城市與生俱來的。當年馬克思曾描述倫敦如何臟、亂、差，而今倫敦人口翻了多翻，其環境和管理反而大大改善。這就說明，大城市病是后天管理落后導致的。
發展人口眾多的大城市引發的糧食安全問題，將更不是問題：大城市占用土地更少，更多的適宜糧食種植的土地將被騰挪出來，并可用于規劃專門的產糧區，科學劃分糧食種植地區和發展工業、建設大城市的地區，避免各個地區千軍萬馬都要上馬工業項目的沖動，否則財政枯竭。
基于此，中國可以建立產糧區制度與縱向和橫向并行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在劃分產糧區后，工業發展和大城市建設可以放手使用那些騰挪和空余出來的土地，同時，除了中央向產糧區農業補貼，大城市、其他工業省份也有義務向財政收入來源少的產糧區進行橫向財政轉移支付。目前中國只有縱向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而橫向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有的西方國家早已硬性規定。這兩種制度的實行既可使產糧區不至于貧窮，又能打破我國目前城市的土地使用權限“一刀切”的限制。
中國目前不存在城市化過快的問題，只是有很多方面限制了大城市的發展。在中國，應當以城市為重點來進行發展，相應地，城市也有必要擴權。同時，與現有省級直轄市相區別，可以設立更多副省級直轄市，并擴大其管轄范圍。
對于行政設市，這一做法可以商榷，重要的是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要去行政化，簡政放權，恢復市場在土地、人口遷徙等方面的主導支配地位，減少行政權力的干預，如此才能避免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類似于環京津貧困帶的現象，因為只有市場才能實現雙贏，否則只能是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