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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9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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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達到51.27%，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將達60%左右。這表明中國城鎮人口超過了農村人口，標志著中國城鄉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改變，由幾千年來以農村人口為主，發展為以城鎮人口為主的分布格局。
全國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稱，“中國城鎮化將是我國最大的潛在內需與持久動力。城鎮化對擴大內需、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戰略意義。如果說工業化創造供給，城鎮化則創造需求。城鎮化能夠引發消費需求，培育高消費群體；刺激投資需求，擴大民間投資；實現結構轉型，推動經濟服務化；實現安居樂業市民夢，培育創業者和新型農民。”
那么，中國的速度是快是慢？城鎮化發展是否健康？城鎮化道路應該怎么走？
5月19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院、《中國人口科學》雜志社、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主辦的“中國城市化的反思與創新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召開。專家們就中國城鎮化發展各抒己見，表達了不同的觀點。
一問：中國的城鎮化發展速度是快是慢？
“過速”？“滯后”？ 專家觀點不一
對于51.27%城鎮化率，辜勝阻認為“速度快但質量不高”。將城鎮化率從30%提高到60%這一發展階段，英國用了180年左右的時間，美國用了90年左右，日本用了60年左右，而中國大約只需要30年。
辜勝阻舉例說，2000 ―2009 年，城市建成區面積增長了69.8%，城市建設用地面積增加了75.1%，但城鎮常住人口僅增加了28.7%，人口的城鎮化遠遠滯后于土地的城鎮化。2010年我國城鎮化率為49.68%，而非農產業占GDP的比重為89.8%，城鎮化明顯滯后于工業化。
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城鎮化”存在“過快、過猛、過急的現象”，“應考慮給城市化降溫” 。
但是，武漢大學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簡新華教授說，“中國城鎮化速度并不快，雖然中國現在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但速度并不‘過快、過猛、過急’，在總體上也不是所謂城鎮化的‘大躍進’。”
簡新華介紹，世界主要工業化國家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表明，工業化中后期正是城市化高速發展的時期，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現在正處于工業化中期，也是城鎮化快速推進的時期，而且速度在世界城市化發展史上也不是最快的。例如，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城鎮化率年平均增長1.01%，而德國1890―1900年，年均上漲1.2%，日本1950―1980年，年均增長近1.29%。
“中國城鎮化發展滯后”，遼寧大學經濟學院張桂文教授表達了不同觀點。 “一般認為，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之比的合理范圍在140%～250%之間，2011年我國城市化率約為51%，工業化率約為40%，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之比為127.5%，遠低于城市化與工業化比例的合理區間。”
專家表示：或為亞健康
“交通擁堵、污染嚴重、人口急劇聚集、資源緊張等”已被公認為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一系列問題。
2011年9月17日，一場小雨導致北京交通“癱瘓”，“首都”變“首堵”，晚高峰擁堵路段峰值超140條。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深圳，10月11日深圳遭遇“黑色周一”，上午9時主干擁堵段達23處。據公安部2010年末的數據顯示，全國667個城市，約有2/3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時段出現擁堵。
交通問題不止北京和深圳，也不僅表現在擁堵上，交通更是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有研究表明：中國百萬人以上的50座主要城市，居民平均單行上班時間要花39分鐘。按照人口來算，中國15座城市居民每天上班單行比歐洲多消耗288億分鐘，折合4.8億小時，如果按照上海每小時創造財富2億元的標準來折算，15個城市每天損失近10億元人民幣。
去年下半年，世界衛生組織首次公布了全球1100個城市空氣污染的調查報告，北京市的空氣質量排在了第1035個，在100個首都排名中也倒數，成為“污染之都”。
環境污染日益嚴重，有媒體報道稱，2010年11月以來，北京、杭州、合肥等大城市相繼變成“霧都”。并且，全國每年有5600萬噸的城市垃圾露天堆放在郊區，2/3的城市被“垃圾圍城”。
在城市，人們遇到的問題，遠不止于此。
人口急劇聚集。據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人口經濟研究所黃榮情教授介紹，1983年，中央決定到2000年，北京市人口規模控制到1000萬，但是1986年，北京市人口就已經達到了1000萬，提前了14年。2005年，國務院要求北京市人口2020年控制在1800萬，但是，2008年北京市人口規模就達到了這條控制線，提前了12年。
與此同時，資源更加緊張。在50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有30個長期受缺水困擾。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僅100立方米，屬極度缺水。
這些都是人們切身感受到的城市病。辜勝阻總結“城市病”是由于城市人口、工業、交通運輸過度集中而造成的種種弊病。它給生活在城市的人們帶來了煩惱和不便，也對城市的運行產生了一些影響。此外，居住擁堵、失業嚴重、環境臟爛差、犯罪率高、社會治安惡化等都是城市病的表現。
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病已經進入多發期。由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組織的，上百名專家歷時兩年完成的《中國城市“十二五”核心問題研究報告》指出，“十二五”期間將是“城市病”的多發期和爆發期。
與城市病相對的是“農村病”。
辜勝阻說，“目前，我國約兩億農民工中的80%是單純勞動力轉移而非家庭遷移，家庭生活重心保留在農村。這些農民工預期自己年老、生病、失業時仍將返回農村，因此他們只是城市的苦力。”
農民工不徹底轉移的“半城鎮化”造成農民工權益缺失。城市對農民工是“只用一時，不管終生”、取而不予，用而不養，“經濟上接納，社會上拒絕”。2億多農民工實現了職業轉換和地域轉移，但還沒有實現身份轉變。調查顯示，目前，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的比例分別僅為18.2%、29.8%、38.4%和11.3%，公共服務不均等，成為制約農民工市民化的最重要因素，辜勝阻介紹。
不能忽視的是，在農民工背后，還有留在農村的人。有數據統計，在我國留守兒童5000萬人，留守老人4000萬人，留守婦女4700萬。辜勝阻說，面大量廣的“鐘擺式”和“候鳥型”人口流動造成巨大的社會代價。犧牲了“三代人”的幸福，帶來嚴重社會隱患。
“城市病”、“農村病”，都是我國城鎮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簡新華分析，盲目、片面追求城鎮化速度和水平，忽視農村發展和農民利益，出發點和目標定位不正確，城市規劃、建設、管理不合理，社會保障、戶籍、住房、土地、就業、教育等制度不健全，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市民化資金不足，都是造成中國城鎮化問題的原因。所以，簡新華稱，中國的城鎮化只能說比較健康，呈亞健康狀態。
三問：中國城鎮化應如何反思與創新？
從“葫蘆形”到“蘑菇形”
辜勝阻認為，中國城鎮化必須建立在堅實的實體經濟基礎上，謹防城鎮化拉美陷阱，例如，巴西近幾十年經濟發展迅速，農村人口大批向城市遷移，2000年城市化率已達81.2%，但是與之伴隨的是槍支毒品泛濫貧民窟，里約所有貧民窟里居住的人口超過200萬，時常缺水斷電。
辜勝阻同時指出，中國城鎮化要走可持續發展的 “四化協調”道路，即：城鎮化必須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與工業化、與制造業由大向強發展協調，建立在以制造業為基礎的實體經濟基礎上，防止“產業空心化”；與信息化相協調，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級階段；與農業現代化相協調，通過現代化釋放更多勞動力。
“城鎮化要由重數量的外延式擴張到重質量的內涵式發展轉變。一要建設‘幸福城市’：提高市民的生活幸福感；二要建設‘智慧城市’：城市生產、生活和管理方式創新；三要建設‘和諧城市’：讓農民工市民化； 讓人與自然綠色發展”， 辜勝阻強調。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李善同認為，不同地區、不同規模的城市，責任不同、作用不同、履行的功能也各不同，不能簡單地將城鎮化指標分解，落實到不同城鎮。而是要有不同的思路，差別對待。
簡新華表示，中國現在需要積極推進的是工農、城鄉協調發展的“健康城鎮化”。第一，重點促進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使農民工扎根城鎮，不再頻繁流動，穩定城鎮勞動力供給，從根本上解決“民工潮”、“民工荒”，同時可以大大緩解春運的緊張狀況。第二，先行制度創新，加快社會保障、戶籍、住房、教育等制度改革。第三，以工業化、信息化、服務化促進城鎮化，城鎮化必須依靠產業支撐，否則就是“唱空城計”。第四，多渠道籌措資金，我國有10萬億財政收入，應該用在刀刃和關鍵點上，那么社會保障是刀刃，城鎮化則是關鍵點，政府應該加大對城鎮化的投入。第五，提高以全體市民需求為本的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的合理化程度，不能偏向富裕階層，不能過分地追求超前、豪華等。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陸杰華教授稱，改革開放以來，小城鎮對中國城市進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考慮到未來城鄉結構變化趨勢，小城鎮仍然可以是城鎮化推進的一種補充形式，但是卻難以成為中國的更高層次且質量為主的城市化的道路選擇。如果說城市化起步之初的農村和城市兩個大頭組成的是“葫蘆形”的社會結構，那么現在將要考慮的就是一個農村現代化而城市體系也十分發達的“蘑菇形”的全新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