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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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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美國華爾街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20國集團（G20）以峰會形式登上世界經濟和政治的中心舞臺，成為形成中的全球治理一個新的重要組成部分。自那時以來，中國積極參與了這一進程，并努力在其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影響力得到進一步提升。G20已成為中國參與當今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平臺。
“G20是在人們普遍認為西方國家應該對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負責，以及G8無力單獨應對的背景下走上前臺的。當G20峰會誕生之時，發展中大國第一次以平等的地位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之中。這無論如何是一個重大的發展，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發展中大國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
從G8到G20
早前，中國曾經面臨過一個問題，即是否應尋求加入八國集團（G8）。在21世紀到來前后，由于中國的經濟躍升和政治影響力的擴大，這種可能性在國內外研究界和“第二軌道”對話中一再被提起，大都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討論是否可以邀請中國加入，使G8成為G9（或再加上印度成為G10）。由于如下兩個原因，中國傾向于不尋求加入G8或接受這樣一種邀請。首先，中國自我認同為發展中國家，而加入G8會被認為是加入西方大國集團之舉，此舉在發展中國家群體內不大可能得到積極的看待。若加入G8，那便是中國自我認同的一個根本性變化，也可能被視為中國長期堅持的立場和政策的變化。“發展中國家是基礎”，中國這一關鍵的外交政策原則將受到波及，而這是一個過于高昂的代價。
其次，不管是G8還是G9，都將是一個由西方大國主導的集團，而做一個小伙伴是中國難以接受的。另外，中國一向認為聯合國是全球治理的合法機制，不希望聯合國的權威因G8擴大而受到削弱。
在G8方面，由于非西方的新興大國正在上升，世界在發生深刻變化，相比之下，G8似乎在失去勢頭，有日益變得無足輕重之虞。更多地與發展中大國開展交往，使之成為對話伙伴，逐漸成為G8的一種必要。自2003年法國埃維昂峰會開始，G8與五個發展中大國即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定期就重大問題舉行對話。這一模式使五個新興大國集體亮相，中國是其中之一。在此情形下，中國不需要擔心因單獨行動而失去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同時還可借機開展新興大國外交。然而，由于8+5對話總是在G8峰會期間舉行，對話的安排、議程設定和成果設計都由G8掌控，發展中大國基本上只能接受。在這一意義上，兩個集團之間不是平等的。
2008年，西方世界爆發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而G8顯然無力應對。此時，世界處于全球力量配置戲劇性的轉變之中，面臨緊迫的全球性挑戰。在這些挑戰面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建立起來的國際機構顯示出了明顯的無能為力、脆弱性及合法性缺失。進行深刻的改革以建立代表性更強、更為有效、合法的全球性機制，變得極為必要。在此背景下，G20的地位驟然上升，登上了全球經濟和政治的中心舞臺。
G20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未來
世界在迅速地發展變化。正如世行行長佐利克所指出的，“國際經濟正在轉變為新的多極。如今全球增長中的大約一半來自發展中經濟體，而這將改變力量關系。”（《金融時報》2011年2月18日）多年來，曾不斷有人指出國際貨幣體系所存在的弊病，出現過一波又一波的改革呼聲，而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再次凸顯了問題所在和改革的必要性。然而，圍繞國際貨幣體系應在多大程度上改革以及如何改革，各方出于復雜的考量經常存在分歧，有時還很重大。
對于G20及其在全球治理變革中的作用，人們也有不同的估價，包括對其有用性和影響的估價。例如，首爾峰會后，英國《金融時報》在一篇社論中稱G20沒能展現“集體領導，而是共同棄權”。然而，稱其為失敗畢竟言之過早，或夸大其詞。G20畢竟舉足輕重，匹茲堡峰會將自身定位為全球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也采取了一些重要行動。比如，倫敦峰會制訂了1.1萬億美元的全球復蘇計劃，著重于各國的經濟刺激舉措，呼吁增加IMF可以使用的資源，擴大貿易融資。倫敦峰會還把七國集團建立的金融穩定論壇轉變成了向所有G20成員開放的更具有影響力的金融穩定理事會，其任務包括指導制訂新的金融監管政策，并且已經制定了關于標準和監督的協議。匹茲堡、多倫多和首爾等各次峰會就緊急糧食供應和對非（洲）農業援助等問題達成了協議。6月在墨西哥的洛斯卡沃斯舉行下一次峰會。
對中國而言，首先，G20是一個重要平臺。G20是在人們普遍認為西方國家應該對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負責，以及G8無力單獨應對的背景下走上前臺的。當G20峰會誕生之時，發展中大國第一次以平等的地位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之中。這無論如何是一個重大的發展，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發展中大國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
其次，G20地位的提升是一個積極的發展。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和國際地位上升，不管未來全球經濟治理將以何種方式呈現，沒有中國的參與都不現實。總的說來，選擇G20，在平等基礎上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至少利大于弊，新興經濟體作為總體將獲得更大的代表性和有利地位。
第三，G20應成為一個長效機制。匹茲堡峰會后，G20開始了建章立制的過程，也進入了一個從危機應對向全球經濟治理長效機制的轉變。這一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初步改變了多年來發達國家壟斷國際經濟事務的局面，提高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為未來在更廣闊的平臺上參與全球治理、維護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合法利益提供了可能。
最后，存在三個突出的問題需要解決。一是合法性問題。眾多作為非G20成員國的各國，它們的關切應得到尊重，它們的利益應得到考慮。事實是若干非G20成員國已經組成了全球治理群體，試圖表達共同立場。二是G20有效性問題。G20具有應對危機的應急、倉促特征。隨著危機消退，不同利益和要求的沖突便可能產生，這對G20各國繼續協調其行動和政策構成了一個挑戰。G20如何擴大和保持有效性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三是權力分配問題。必須共同制定方案，就金融監管、份額安排和兩大機構中的投票權調整等事項作出適當安排或改進。顯然，這需要時間，預計將會經歷一個長期、復雜甚至艱難的進程。遺憾的是，這一定程度上已經被事實所證明，只需看一看發生在G20首爾峰會前圍繞中國匯率政策的種種指責和斗爭，就能理解這一點。
概言之，中國希望G20作為全球經濟治理主要平臺的地位得到鞏固，并進一步把中國的影響力轉變為制度性權力。通過合理和充分利用在國際治理機構（如IMF和世行）中新增的制度性權力，中國將有可能有效維護和擴大其發展利益，并為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塑造有利的制度環境。
20國集團（G20）以峰會形式登上世界經濟和政治的中心舞臺，成為形成中的全球治理一個新的重要組成部分。自那時以來，中國積極參與了這一進程，并努力在其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影響力得到進一步提升。G20已成為中國參與當今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平臺。
任曉 1965年7月生。現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目前兼任外交學院兼職教授、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美關系研究中心資深專家、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常務理事等。
迄今已出版中英文論著多種，著有英文NewFrontiers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一書（2011年美國出版），另包括專著《中美日三邊關系》《韓國經濟發展的政治分析》《中國行政改革》等，主編或共同主編《國際關系理論新視野》《保守主義理念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等書。譯著有《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