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5年起,本書作者就開始對中產階層與社會秩序關系進行研究,近年來發表了《矛盾與變量:西方中產階級與社會穩定研究》、《中產階級“穩定器”理論質疑》、《中產階級社會并非天然穩定》、《“自在”或“自為”中產階級與階級意識》等成果;作者善于“問題導向”,以深入社會現實的創新研究,以期推動政策、制度與機制的建構和安排。這部著作是在對西方中產階級與社會穩定關系研究基礎上,對我國中產階層所面臨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在我國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成果中,這部著作以“問題意識”、“問題導向”來研究中產階層,可稱嚆矢。作者在這部著作中提出了許多富有新意的觀點。
其一,轉型社會利益主體多維化、價值取向多元化、社會行為復雜化的中產階層是“一個矛盾綜合體”。從歷史縱向而言,改革開放后我國出現的中產階層已完全不同于以往由政策導向而形成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概念,是一個新興的階層;從社會橫向而論,界定其與各階層之間關系的依據已不再是政治劃線抑或意識形態,而主要是職業背景、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與經濟利益的差別。相比較西方中產階級來看,其是一種不同制度文化與體制背景下社會轉型的產物,多元性、矛盾性與復雜性也有過之而無不及。作者對當前我國中產階層的分析,把握住了中產階層具有源于國情及制度文化背景下的“本土化”個性特征:即缺乏群體意識、對體制具有依附性、地區性差異較大、消費文化欠成熟;既未形成穩定的行為模式與價值取向,又在內部結構上顯示異質性,并體現出職業、身份的非穩定性。
其二,當前中國新興中產階層發育、成長出現“亞健康”病態狀況(可稱為“中產病”)。這主要表現在“中產階層的地盤”的社會中介組織混亂、“體制內階層”腐敗怪象等問題。比如,有“中產階級孵化器”之稱的高校,在某些地方存在著辦學浮躁、政學不分、權學交易、錢學交易、學術腐敗等亂象,凸顯出社會轉型與變革時期大學理性秩序紊亂與道德規范失衡等現象。有的高校中某些大學教授、教師的權利與尊嚴,存在著被等級化、行政化和官僚化的問題。因此,中產階層作為社會的一種主要力量,必然會是“充滿矛盾與沖突的社會舞臺上的主角”。同時,這也是中產階層成為轉型期社會負面效應“替罪羊”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三,中產階層“亞健康”將會導致社會“亞穩定”。作者提出,中產階層的有些人在制度環境變量下,有可能成為社會上層的擋箭牌,是社會上、下層夾縫中的“三夾板”,是卷進社會矛盾與沖突的激流險灘和風口浪尖上脆弱、敏感的社會群體。這一階層的“亞健康”對社會道德狀況、政府公信力、社會心理承受力等方面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社會“亞穩定”隱患。同時,倒丁字形社會、階層固化、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結構緊張等問題,有可能使得“共同富?!眱r值目標的實現受到影響。
從社會現實與發展考量,中產階層的社會作用與力量的發揮,不僅要取決于自身內涵發展,而且要取得同社會其他各階層和國家的良性互動;中產階層是具有市場能力和知識技能的,但是成熟的現代社會需要制度扶持與規范;中產階層的健康發展更需要制度生態環境的培育和引導,需要在不斷創新的制度文化中提煉內涵、升華價值和熔鑄精神。當前,我國中產階層存在的“中產病”,以及在社會矛盾中的沖突與變數,不僅促使執政黨與政府直面矛盾、沖突與隱患,而且也使我們高度關注中產階層發育、成長的社會生態系統。為此,作者提出應重視制度建設與制度創新,并提出了三個思路。一是對中產階層的扶持、培育與發展必須統籌謀劃、必須有整體性思維的“頂層設計”、“頂層推動”和“高端發展思路”。二是以制度建設對地方政府進行權力制約與監督,對地方利益和地方基層政府競爭秩序加以治理。三是以“制度包容性”,發展社會組織,構建政府主導、“政社分開”、政府與中介分開為重點的多元參與、“合作共強”的社會管理模式,從制度上推動社會組織發展和釋放社會活力。這不僅是賦予中產階層應有的權利與尊嚴,而且是重塑社會價值觀和健全與完善社會管理的一個重要戰略。這些理論探討對推動當前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魯迅先生曾言:“在未有天才之前,須有培養天才的土壤?!蓖瑯樱挟a階層作為我國現代社會發展的一種主體力量,要健康、成熟地發展,必須高度關注其成長的社會生態環境。
?。ㄠ噦ブ?作者為上海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