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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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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城市化是先進行工業化的發達市場國家的城市化模式。當時，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上是同步的，缺乏統籌安排，也沒有科學的城市規模概念，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并未被城市領導層所考慮。等到發現居民的生活質量下降等問題時，已為時過晚，要改變城市現狀已經不易。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即使認識到城市化的弊病，想避免，但需要大筆公共投資，往往力所不及。結果，無論在先工業化和先城市化的國家還是在后起的工業化國家中，都發生了所謂的“城市病”，即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中出現了棚戶區或貧民窟，環境惡化，過分擁擠，失業激增，社會治安欠佳，以致出現了“反城市化”傾向，即窮人繼續涌入城市，富人紛紛遷離城市，搬到郊區甚至鄉村居住。
在某些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城市化率高達9O%以上。城市化率，在經過二百多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之后，至今已經沒有重要意義，也很少再被人們關注。這是因為：
第一，如果某個國家至今仍舊存在城鄉居民權利不平等和身份限制，那么城市化率可以反映社會等級的存在。但在現階段，在本國公民權利平等和身份限制已消失的條件下，城市化率就沒有什么意義了。
第二，如果某個國家至今仍舊存在公共服務因城鄉而異，或存在城鄉社會保障的非一體化，那么城市化率可以反映社會保障一體化方面尚存在的城鄉差距。但這樣的例子已經不多。
第三，由于國內交通運輸條件的日益完善，再加上通信手段的方便，以及運輸成本、信息成本的降低，土地價格的地區差距的存在，所以城市化率高不一定反映工業企業必定趨向于集中，而很可能分散于城區以外的農村。
傳統城市化模式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迄今為止中國的城鎮化率略高于50%。但據研究中國城鎮化的專家的意見，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還不到50%。理由是，中國至今仍存在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城鎮中一些農民工雖然在城鎮中已是常住人口，但農民戶籍未變，身份仍是“農民”，不能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所以城鎮化率對于現階段的中國仍有意義，這反映了城鄉一體化程度的不足。
從另一角度看，如果中國要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即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那么城市居住條件必定惡化，居民生活質量必定下降。即使城市會因人口的增加而新增不少服務業就業崗位，但就業機會依然滿足不了涌入城市的農民們的要求。
因此，中國必須走適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道路，即中國城鎮化分三部分：老城區＋新城區＋農村新社區。
以下，讓我們按這三個組成部分分別予以論述。
二、老城區的改造
老城區是指已有的城區，它們有的在工業化以前很久就存在了。工業化開始后，在這里建設了一些工業企業，老城區規模不斷擴大，居民日益增多，街道狹窄，人口擁擠。隨著工業企業的建立，商業和服務業也發展較快。
老城區的發展方向是改造。由于工業企業已經造成了環境污染，所以一定要設法把這些工業企業遷出老城區。近些年在老城區推行的“退二進三”的做法，是正確的。“退二進三”是指，第二產業遷離老城區，第三產業進入老城區，使老城區成為商業中心、服務業中心和居民區。老城區有不少過去的建筑物，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加以維護、修整，保留下來，作為文化遺址。某些街道也應當完整地保存，顯現當年的風貌。
老城區改造和環境治理過程中，應當關注棚戶區的拆遷問題。這些棚戶區是工業化前期建立的，房屋質量差，棚戶區的居民生活質量差，而且居民多數是貧困的、教育程度低的。他們之中，有些是退休工人和下崗工人，甚至是無業的。由于無業人員多，所以社會治安狀況不佳，犯罪率偏高。
拆遷棚戶區在某些城市老城區改造過程中已經積累了經驗，這就是把新城區建設、招商引資、老城區改造三者結合在一起，重新規劃。根據某些城市的做法，大體上是這樣的：
先在新城區的一塊空地上蓋成一批標準的、建筑質量合格的居民樓，讓棚戶區的住戶遷過去，把周邊的公共設施建設好，如公共交通、孩子上學、環境衛生等問題一并得到解決，讓遷入的居民生活安定。
再通過招商引資，或者在新城區建立工業企業，或者在老城區內原棚戶區的地址上建立商業、服務業企業，以安置棚戶區的失業人員。
如果失業人員愿意自謀職業，也可以扶植他們自行創業，如從事個體工商戶或創辦小微企業。此外，他們還可以在新城區的居民區內從事家政服務、保潔、保安等工作。
棚戶區內還居住了一些從農村來的務工人員，可以在拆遷棚戶區的同時，讓這些常住于城市并有穩定職業的人員（包括開店的、有執照的攤販等）轉入城市戶口。由于這些人遲早要成為城市居民，不如乘拆遷之機把戶籍問題一并解決了。
三、新城區
新城區一般在城市郊區，它們可能是由工業園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創業園區、物流園區等等演變而來的。這里工廠林立，基礎設施完善，有發展空間。
新城區不僅有企業，而且也有常住的居民。這些常住的居民，或者是原來的農村居民，或者是鎮上有農村戶籍的個體工商戶等。在一些鎮并入老城區的同時，也有一些鎮并入新城區。由于有了常住的居民，再加上有新建的工業企業的職工，所以新建的城區除了工業園區以外，還會有商業區、服務區和居民區。
對新城區來說，最重要的是工業企業進園區。這對工業企業有四個好處：一是，這里的基礎設施完善，交通運輸便利，可以減少成本。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監管，便于治理。三是，許多工業企業都設置在工業園區內，便于信息交流，也便于工業企業獲得新的商機。四是，政府的服務到位，通過工業園區管理委員會，工業企業可以及時得到政府的服務、幫助。
新城區往往是新興產業的立足地。新興產業的增長速度是快的，這是對城市經濟增長率和財政收入的巨大支持。
新城區，無論是在原來的空曠地帶建立起來的，還是以鎮為依托發展起來的，一般來說，歷史所留下的包袱都比老城區要少一些。這正是新城區的優勢所在。同時，新城區的就業機會要比老城區多。新城區也完全有可能成為各類技術工人、專業服務人員的職業技術培育基地，成為向新城區自身和老城區，甚至其他城市的老城區和新城區輸送各類技術工人、專業服務人員的源泉。
四、農村新社區
現在各地都在興建社會主義新農村。在不少地區，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在原有的自然村基礎上通過舊房改造而成的，也有的是在原有的自然村附近的空曠地帶建成的，原有的舊房在居民搬遷后被拆掉，土地經過整理，重新變為耕地。無論以哪一種方式建成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都是農村新社區的起點。
農村新社區的進一步建設，一般有五個內容：
第一，農村新社區要實現園林化，成為綠樹成蔭、花草茂密的適合居民居住的居民區，而不能只以蓋好幾幢高樓為目標；
第二，農村新社區要成為環境清潔的居民區，實現污染防治、垃圾回收和利用、符合低碳節能要求的居民區；
第三，農村新社區一定要實現公共服務到位，建設衛生院、托兒所、幼兒園、小學、養老院、公共交通、自來水、通信、文化室、安全保衛等相應設施，使得農村新社區內的公共服務與城區的公共服務基本上相同；
第四，在社會保障方面，農村新社區應當及早實現城鄉一體化，不存在農民與城區居民的身份限制；
第五，在社會管理方面，農村新社區應實行民主管理制度，社區管理機構的負責人由社區居民選舉產生，社區居民也可以罷免不稱職的負責人。
在實現上述各項要求之后，村級自治就改為社區自治，農村新社區成為基層單位，也就納入城鎮化。城市居民和農民之間的權利平等了，身份限制不再存在了。
農村新社區居民的就業狀況是多樣化的，因地而異。在調查過程中，我發現各地有不同的做法。
例如，在某些地方，由龍頭企業牽頭，把農民組織起來，農民把土地入股到龍頭企業。龍頭企業在這些土地上按土壤的性質，有的種果樹，有的種糧食，有的種葡萄，有的種飼料。在建設用地上，蓋起了各種工廠，在草地辦起了牛羊飼養場，此外還辦了養豬場、養雞場等等。農民愿出外打工的，聽他們自愿。不愿外出的，把農民分配到工廠當工人，或到果園、葡萄園、糧田、飼養場工作。這樣，每個農民每年按股分紅，每月還有工資可得。龍頭企業還建起了宿舍區，按社區模式管理，分配居民居住。公共服務設施也由龍頭企業興建。這又稱“公司＋社區＋農戶”模式。我們在山東煙臺市就見到這種模式。
又如，在某些地方，由農民專業合作社牽頭，把農民組織起來。農民專業合作社有的專門生產茶葉，有的專門生產西瓜，還有的專門生產柑橘等等。同時，也由農民專業合作社牽頭，把農民組織起來，或改造舊民居，或在附近的空曠地帶新建居民區，使農民遷入居住。農民專業合作社負責組織生產，而改造后的舊民居或新建的居民區，則由住戶選舉的村委會或社區管委會管理。這是一種“農民專業合作社＋社區＋農民”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農民專業合作社與龍頭企業之間訂立合同，由龍頭企業提供技術，提供生產資料（如種子、化肥、灌溉機械），并統一收購產品，經營銷售。我們在重慶市的江津、長壽、梁平等地見到過這種模式。
再如，在某些地方，在市縣政府或鄉鎮政府的主持下，在把農民組織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給農民一定的建房補助，動員農民自建新房，或改造舊房，政府再投資建設公共設施，并在這里實行社區式的管理。農民則轉向專業化的生產，如每家都有蔬菜大棚、草莓大棚，精耕細作，產量高，收入增多。生產由各戶自己負責，社區則組織專業的運輸隊，幫助農民把產品運往農貿市場去銷售，或者，社區把這一帶改造為旅游點，農民辦農家樂，或婦女制作手工藝品，吸引游客前來選購，也包括購買新鮮水果、蔬菜、土特產等。這又是一種模式，可以把它稱為“社區指導下的農民自營模式”。我們在貴州畢節市見到過這種模式。
還有另一種模式。這就是在某些地方，在市縣政府或鄉鎮政府的主持下，在把農民組織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幫助農民集體創業，如全體或大部分農村勞動力從事工業、建筑業、物流業的工作。生產由農民組織的公司和民選的公司董事會負責經營管理，生活則由社區統籌安排，社區管委會負責人同樣是民選產生的。可以把它稱為“社區指導下的農民集體經營模式”。我們在天津市濱海新區見到過這種模式。
農村新社區的模式肯定不限于上述幾種。各地正在根據本身的情況，繼續探索。這也是很自然的。應當把不同模式的涌現和不同模式的并存，看成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過程中的正常現象，而且是一種可喜的現象，因為這種現象的出現正是調動了民間蘊藏已久的積極性的結果。
五、農民和城市居民無身份差別和權利平等
根據以上的論述，我們已經說明適合中國的城鎮化由三個部分構成，即老城區＋新城區＋農村新社區。
有些專家同意這三部分構成中國城鎮化的設想，但他們有一個疑問，這就是：老城區和新城區可以納入城鎮化的范圍，但農村新社區納入城鎮化范圍，似乎有些不妥。他們說：如果把農村新社區納入城鎮化的范圍，豈不是自相矛盾？難道農村與城鎮可以合而為一嗎？這個疑問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的解釋如下：
中國的城鎮化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開始時，甚至較長時間內，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還不能立即取消，城鄉居民的身份差別和權利不平等還會繼續存在，在這個階段，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老城區和新城區都有常住的農村人口，農村新社區更不必說了，農民成為新社區居民中的絕大多數，甚至是全部。根據前面的分析，使用“農村新社區”一詞是適合實際情況的。
進入老城區和新城區的居民，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這些常住于新老城區的農民，遲早會轉變為有城市戶口的居民。這是總的趨勢，誰也無法改變。至于在農村新社區居住和工作的農民，隨著新社區經濟的發展和公共服務設施的完善，特別是隨著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的進展，新社區中的農民遲早也會轉為城市戶口。
說得更確切些，在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一定會走向全國戶籍一元化。城區和農村不再有居民身份的差別，也不再有城鄉居民權利的不平等。到了那時，可以把“農村新社區”改稱為“新社區”，前面不必加上“農村”二字。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城鎮化實際上恰恰體現了雙重轉型的特征。中國的雙重轉型是指：這種轉型既是“發展轉型”，又是“體制轉型”。“發展轉型”意味著由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體制轉型”意味著由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這兩種轉型在中國是重疊的。所以中國的城鎮化完成之日，正是上述雙重轉型成功之時。破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可能是雙重轉型中具有關鍵意義的一段。中國城鎮化唯有走適合國情的道路，才能實現城鄉居民無身份差別和權利平等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