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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春華集團董事長胡祖六在2013年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表示，企業家與中產階層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收入分配改革的最終目標不應當是殺富濟貧，不是追求降低所謂基尼系數，而是培育和壯大中產階級。

　　當前，充斥著很多改革和調整收入分配制度的觀點。有人認為需從初次分配入手，也有人認為應該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以抽肥補瘦等。而胡祖六認為收入分配改革不是殺富濟貧，則是對上述觀點的反思。

　　我們認為，盡管把基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調節理解為“殺富濟貧”值得商榷，但從初次和二次分配中調節收入分配，是在現代經濟理論包裝下的等貴賤、均貧富思路，這是一種基于身份對峙下的沖突思路。而當前的收入分配失衡，本質上源自一些領域內公權與市場的行權邊界失范和失序，最終需要的是權力與市場的行權邊界明晰化，權力需要被有效地規制在制度籠子中，而避免直接介入市場運作，以及主導和影響資源配置，最終促使市場能夠得以自我修復。

　　以初次分配為例，其分配失衡既具有一定合理性又具有一定失序性。其合理性是由于不同市場主體的能力、競爭效率不相等，在市場競爭逐利下自然會有收入差距之別，因而初次分配出現收入分配差距是正常之舉。而其失范和失序性則源自初次分配中，經濟社會資源既受市場競爭的內生指向，更受一些權力的影響，且往往能攀附到權力的市場主體，更易擊敗單純的市場競爭主體，即市場主體在初次分配中存在機會不公平和程序不正義等問題。人們對初次分配失衡的抱怨，并非是不均，而是市場機會不公平和程序缺正義問題。同時，鑒于政府已通過稅收參與了分配，政府若為紓緩初次收入分配差距，直接干預企業間、企業與職工間的收入配給，將很容易導致激勵扭曲，即可能會降低企業和高收入者的投資及財富創造績效，牽制企業家精神的發揮。

    同時，通過稅收等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也需慎重。征稅的本質是納稅人以繳稅為對價獲取政府公共服務，盡管累進稅制具有調節收入的特征，但一旦其邊際稅率定得過高，將壓制高收入者的積極性，即若政府的邊際稅率與高收入居民的邊際收入達到臨界點，用稅收等的抽肥補瘦將影響高收入者者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令一些企業和高收入投資意愿下降，甚至投資移民等，財政收入也將在高邊際稅率下呈下降態勢。

　　由此可見，初次分配環節，政府當需回歸到公共服務、外部性治理和經濟社會秩序的維護，以護航市場主體的機會公平和程序正義，同時完善勞動者集體議價機制和自組織能力，使勞資雙方的市場博弈更具對稱性。就二次分配而言，政府需基于從初次分配中獲取的財政收入，為全社會成員提供基礎性社會保障，滿足全社會成員最低生活水平。最后，收入分配改革還應倚重社會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以通過社會自發的慈善活動，內生地提高社會公平正義，并通過開征遺產與贈予稅等避免社會出現代際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