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大的產業,是支撐新橋城鎮化的動力來源。可即便財力如新橋鎮者,想實現新老市民的同等待遇,也還需要足夠耐心的等待。
中國國務院26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一份報告顯示,國家城鎮化規劃已起草形成規劃文稿,目前正在廣泛征求意見并抓緊修改完善中。
該報告提到,要全面放開小城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這對于小城鎮的未來發展無疑是重大利好。對于小城鎮發展的典型——新橋鎮亦是如此。
此前新橋鎮地方官員向本報記者表示,“我們可以讓新市民享受與老市民一樣的住房、水、食物、空氣,但我們無法在社保醫保等領域達到統一的均衡,特別是戶籍問題,這不是一個鎮可以解決的。”
新橋鎮隸屬無錫江陰市,位列中國百強鎮前20。2012年,新橋鎮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12億元,工商業開票銷售436億元,全口徑財政收入15.7億元,公共預算收入比2001年增長10倍,是近10多年來新農村建設和小城鎮發展成長的典型,“幾乎每個禮拜都有人來參觀訪問學習”。
新橋鎮隸屬無錫江陰市,是近十多年來新農村建設和小城鎮發展成長的典型,“幾乎每個禮拜都有人來參觀訪問學習”。
就在3月27日,李克強就任總理后的首次調研恰是選擇在新橋鎮。考察中李克強提到“小城鎮建好了,會比大城市生活更方便”。
為外界所不熟悉的是,新橋鎮初始并無“城鎮化”這一明確概念,而是根據實際的發展需要在2001年推動了“三集中”建設,即采用“農業向規模經營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農民住宅向鎮區集中”的模式,以解決“土地少、人口多、企業散、農業弱、村容差”的困局。
不過,不易復制的是,作為“蘇南模式”的代表之一,早期位于鎮域內(并非在鎮的開發區內)的多個鄉鎮企業,經過30多年的發展后,形成了銷售超百億企業2家、上市公司3家的龐大“鎮域經濟”。
這也意味著,新橋的城鎮化動力源,有著強大的產業支撐和實際需求。
坊間認為新橋鎮理應有更大的財力來負擔新市民的同等待遇。不過本報采訪了解到,要實現進入城鎮新市民的同等待遇,即使如新橋鎮,也還需要一段時間。
坊間認為新橋鎮理應有更大的財力來負擔新市民的同等待遇。不過本報采訪了解到,要實現新老市民的同等待遇,即使如新橋鎮,也還需要一段時間。
新老市民的生活
今年36歲的姜小兵原籍系江蘇鹽城東臺人,他和家庭在地方上的融入,可謂是新橋鎮的新市民代表。
2000年10月,專業財務的姜小兵應聘進入海瀾集團,在后勤管理公司承擔行政和會計的工作。此后數年,姜小兵參與了海瀾集團的熱電廠建設和廠房等基礎設施建設,至2010年他已成長為海瀾集團的中層管理者。
2007年,姜與同在海瀾集團工作的妻子(原籍南通)結婚,并在地方上購買了一套住房,同時將兩人戶口遷了過來。就這樣,通過購買住房的方式,姜小兵一家成為了江陰新橋鎮的新市民。
“有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有房有車有家,在這里生活真的不比大城市差。”姜小兵對本報記者說。十多年來的工作生活,姜也學會了說地方方言,盡管他用得并不多。
而73歲的徐荷芬老人則是土生土長的新橋鎮人,她原住在何巷村,目前搬進鎮政府安排的集中居住地有10年了。
“之前雖說有一套三上三下的樓房,但建筑年代很早,有的地方還漏雨;有3畝地但要養活8口人”,老人用不太純熟的普通話告訴本報,“生活挺苦的”。
老人說,“一開始我們也覺得住在老房子老地方挺好的,后來看到鄰居們都陸續搬了,而算賬下來發現還是很劃算的”。
在“農民住宅向鎮區集中”的過程中,老人和她的老伴以及女兒分到了一套房子,兩個兒子各一套房子。
老人現在居住的房子是125平方米,10年前作價11.5萬元買入,“當時沒有交全款,因為宅基地和耕地交上去后,政府每個月都發錢,可以用這些錢慢慢還”,老人說。
不過,老人居住的房子現在尚沒有拿到房產證和土地證,這在如今的新橋鎮還占有很大部分。這是因為,“何巷村現在還沒有整體搬遷完畢,意味著土地置換還沒有對清,國土部門卡得很死,所以暫時不好辦手續”,新橋鎮政府官員告訴記者。
通過“三集中”,截至2012年底新橋鎮13000多畝農田已有11800多畝實現了規模經營,集中度超過90%以上,其中高效農業占比超95%。經計算,農田畝均產出達到6500多元。
產業驅動城鎮化
“搞‘三集中’,是當時對蘇南模式的一個思考”,新橋政府人士向記者表示。
早期蘇南模式在發展中留下隱患,那就是工業企業布局分散,“村村點火、處處冒煙”,企業與農村、村民的矛盾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集中爆發,特別是企業污染問題,“村干部同時也兼著鄉鎮企業的負責人,無力搞經營。”
本報獨家獲悉,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鄉鎮集體企業轉制,資產退出經營領域,新橋鎮財政由此獲得轉制款近7億元,這成為了新橋鎮實施“三集中”建設的首筆啟動資金。
新橋鎮域面積約19.3平方公里,人口已接近5萬。豐厚的工業原始積累是新橋推動“三集中”的前提。2000年,新橋全鎮完成國內工農業產值57.5億元,國內生產總值12.26億元,人均生活水平6800元,全鎮擁有總資產68億元。
在當時,新橋鎮海瀾集團、陽光集團等龍頭企業迎來一輪迅速發展轉型期,迫切需要更大的生產基地、更多的員工,亦需要更多的住房。這些企業使得新橋成為全國最大的毛紡面料和職業服裝生產基地。
“地方要留住GDP,需要為本地企業提供更多的土地”,江蘇省社科院一位研究員對本報表示。當下,海瀾集團約有1.2萬名員工留守總部工作,這占到新橋鎮常駐人口的五分之一。
統計顯示,海瀾、陽關等幾個龍頭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超過4萬,完全覆蓋了新橋就業
年齡段約1.5萬人。此外,遠超過本地居民的外來人口大量涌入,迫使地方黨政不得不重新思考。
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橋鎮“三集中”下意識地敲開了城鎮化的大門。
本地大集團龍頭企業的快速持續壯大以及工業向開發區的集中,保證了新橋鎮財力的穩定遞增。2012年,新橋鎮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12億元,工商業開票銷售436億元,全口徑財政收入15.7億元,公共預算收入比2001年增長10倍。
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共同作用,造就了新橋如今的新型城鎮化面貌。海瀾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周建平向本報記者表示,企業實行的“總部、品牌、資本、生態、標準”五大經濟戰略,也適應了地方少地無地發展、生態環保、人口就業、收入同升的步伐。
據新橋政府人士介紹,能夠在江蘇率先“三集中”,是市場調節、自然發展與政府調控、規劃引領“合力”的結果。
“如果地方沒有較好的財力支撐,或者說支撐的財力是通過賣地等短視行為,也能在短時間內迅速達到硬件效果,但不符合科學發展”,上述研究員表示。
服務均衡化考驗
即便如此,新橋鎮新老市民的待遇仍未完全一致。
“被征地農民是住進高樓了,但他們的生活可以和市民一樣嗎,若不能解決他們看病、子女上學等的后顧之憂,這樣的城鎮化還不如不搞”,江蘇省社科院課題組早在2年前就向省委省府提出建議。
新橋政府人士在與本報記者的交流中談到,外來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當下小城鎮建設中最現實最嚴峻的問題。
“以現有的情況看,新橋的常住外來人口在就業、子女入學、社區服務等方面可享受同城待遇,但說實話,與本鎮戶籍人口相比,在醫保、社保等方面還有差距”,上述新橋官員坦承。
截至2012年底,新橋鎮本地戶籍人口2.4萬,其中本鎮戶籍居民超過1.5萬人參加城保,目前平均退休金達到1400元/月以上,而農保人員平均養老金為488元/月左右。
其中,被征地農民(女性50周歲、男性60周歲)無城保人員補貼430元/月,有城保人員200元/月;老年農民基礎養老金(男60周歲、女55周歲)為210元/月。此外,新橋另設立總額4000多萬元的慈善基金,專用于保障弱勢群體的生活配套。
最為現實的問題是,10年來新橋在“三集中”建設中累計投入超過15億元,每年一般預算中超過90%的財力投入民生領域,但尚不能做到完全覆蓋。
周建平向本報記者表示,為了吸引高級研發人才,他愿意出高出上海同等工作收入兩倍水平的工資,“但很多人才都不愿意來。”
“鎮級空間其實很小,美國的很多國際知名大學都在小鎮上,但我們可以搞大學嗎?”,地方人士反問本報記者,“現在中學的數量都比以前少了,雖說交通發達,但畢竟遠了。”
“僅硬性支出,每年會增加約1500萬-2000萬元,這對政府財力是一個考驗”,上述地方官員表示,比如進城農民面臨生活成本增加的現實問題,鎮級財政必須做相應支出,這就面臨與外來人口的平衡問題。
“總理在新橋與海瀾集團的一線車間工人交流,是否意味著要更加重視這一群體?”地方人士這樣思考。
本報記者從新橋鎮提供的有限財政支出數據發現,近3年來,用于保障教育醫療的支出呈現“忽大忽小”的波動,但占一般預算收入比例呈現下降趨勢,從2010年的41.7%下降到2012年的39.2%;公共基礎設施從14.1%上升到15.5%。
地方官員認為,如何更多渠道、更大幅度地增加鎮級財政收入和進城農民收入,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