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5年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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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國流浪漢都無家可歸并未見政府救助的鏡頭又出現在央視節目中，再一次讓我們感受資本主義社會的冷漠。而一個月前北京“井居人”的話題，已經深深地淹沒在“雙12”、圣誕、毛誕、元旦、臘八、小年、春節等各種節慶中無人問津。我們不期待這類事件再現，但恐怕也不會遲來。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發展問題，我們只能應對，無法逃避。
時至今日，還有很多中國學者時常津津樂道于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避免了貧民窟的出現，因為城市建造者是來自于農村的兩億四千萬民工，似乎他們沒有在城市生活的必要。然而，我們的研究指明：中國的貧民窟早已存在，從九十年代的打工潮開始，我們讓大量農村人口走進城市的工廠、工地、酒店和飯店，從第一代打工者到第二代打工者，城市燃燒了他們的青春與生命，卻沒有打算給他們留下生活的空間。 然而，看不見，不代表不存在。
中國底層的居住困境
當政府竭盡全力地在中西部地區推進城鎮化的時候，我們卻碰到一個吊詭：大部分的打工階層依然聚集在大城市居無定所，貧民居住作為中國問題牢牢地困擾著我們。事實上，“井居者”的生存圖景絕對不是個別現象。一大批“北漂”在最為廉價的住房里過著最沒有尊嚴的生活，他們包括小白領、大學畢業生、服務員、小商小販、建筑工人、環衛工人、保安等各行各業的勞動者。在被無限擠壓的生存空間中，用盡智慧與忍耐力，艱辛地尋找著自己的居住方式，多年來，蝸居、蟻族、膠囊公寓、地下室、集裝箱房等各式各樣的居住方式層出不窮，勞動者的生存困境與生活智慧可見一斑。
相比之下，同樣是外出謀生的工廠工人，企業如富士康給他們提供了集體宿舍，有床鋪、電源和公共衛生間，并且可以支付較低的住宿費。乍看起來這樣的條件似乎比較好，然而，這樣的條件卻伴隨著極其嚴苛的管理制度：嚴禁煮食、留客、互換床鋪，工廠甚至會刻意將同鄉、同學、同線的工友分開等，以防止工人私下聯合。工廠管理者試圖利用包括宿舍在內的一系列規訓程序對工人進行控制和改造, 通過宿舍勞動體制,將一個全新的規訓化的工廠生活“軟件”輸入到工人的思想與靈魂之中,使他們獲得一種適合資本主義要求的日常生活方式。
這么看來，創造這個社會勞動價值的人，面對何所居的問題，只有兩個選擇：一、在破爛不堪、寒冷骯臟的地方做窩，做一個無所約束，也無所依靠的流浪者；二、在工廠或工地的集體住宿中找到安居所，忍受嚴苛的管理。
一個要勞動力而不要勞動者的社會，制造了比貧民區更加怵目驚心的生存狀態。這種生存狀態一直以一種更加隱蔽更加普遍的方式頑強地存在著。中國用隱形的貧民窟作為發展的代價，農民工和城市底層承擔了發展過程的所有矛盾和苦難。
城鎮化的未成為通向幸福的大道
經濟指數一路上漲，為什么大眾勞動者的住房條件越來越差？
在目前中國主流話語形態中，通常認為農民貧困和農民的居無定所是由于目前的農村市場化改革滯后，土地資源或農作物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商品化，城鎮化還不夠徹底。并認為，只要貧困的農民們肯動腦、敢大干就能在日以城鎮化的家鄉致富。然而就以“井居者”老王為例，他的家鄉灤平近年來已經進行產業建設，葡萄酒廠、木耳基地等，農業市場化已經非常顯著，但實際上從中獲利的只是有資本做產業投資的少部分人，大部分農民生活日益艱難，他們的土地要么被征走做建設，要么因污染而農作物產量降低，小規模種植又無法與大農場資本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外出打工已經是千千萬萬農民的唯一出路，他們的“家”在農村，工作在城市的“兩棲”狀態并沒有因為城鎮化的發展有所改觀。
城鎮化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出路呢？近年來的高速城鎮化發展，寶貴的土地資源不斷流轉，通過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有效并迅速集中到少數地產大亨的手中，我們蓋的房子越來越多，但是我們住上房子的日子卻越來越遙遠。如今，即便不是一線城市，許多城鎮也開始了拆村并點。城鎮化通過大規模征地制造了大批失地農民，讓他們失去生產與生活資料，這也是近年來失地農民反抗日益慘烈的原因。農民被強行征地，即使住進了象征發展的樓房，但淪為了赤貧。如全國聞名的天津華明鎮，以“宅基地換房”的名義騙走了農民的農用地后，華明鎮迎來了高自殺率的周期。
改變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
現在看來，近十年來中國的城鎮化沒能有效回應經濟發展與勞動者住宅的問題，并成為一個發展的悖論。放眼國際，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通常也不能有效避免貧民居住困難的問題。
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是指過度資本化或商品化的市場經濟。在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下，一部分人的極端富裕不僅不能帶來所有人的共同富裕，反而導致了無數人的極端貧困，權力與資本像一個黑洞，不僅無限的吸納大眾的勞動價值，還改變了整個社會所有的美好情感與生活方式。這一點在住宅上最顯著的表現了出來，豪華的樓宇越光鮮亮麗，貧民的生存境遇就越破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曾評價過英國工人階級的住房狀況：“任何情況都不像工人階級的居住條件這樣露骨這樣無恥地使人權成為產權的犧牲品。每個大城市都是使人成為犧牲品的場所，都是一個祭壇。”
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失去了社會主義的真正內涵，它并沒有為全民服務，而是為小部分精英效勞。中國的新左派們普遍認為，只要加強國家的角色，在不用改變現有的發展模式下，就能提供房屋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務。我們不認同這種觀點，中國的問題說到底是發展模式的問題，如果我們不改變“做餅的方式”，餅做大了，是不會自動與老百姓分享的。
還有一些人建議，中國應該走上社會民主和福利國家的道路，可是，他們并不懂得歐洲福利國家的歷史，福利國家的制度是，一方面讓資本或企業賺錢賺得盤滿缽滿，另一方面，又讓大部分的勞動者過上小中產的生活，有樓有車。結果，在沒有處理資本集中或壟斷的情況下，國家又要進行分配，只能導致國家負債累累。除非中國的企業能到其它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剝削，由此維護一個在八十年代就開始倒下去的福利制度。
中國沒有條件走福利國家的道路， 因為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國家的財力根本不可能負擔。我們也不可能去剝削第三世界國家，因為我們本來就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不能幻想一種可以向西方學習的經驗，尤其是我們想象出來的市場萬能的資本主義西方。必須改變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否則一點希望都沒有的。
多元的世界及我們的出路
目前中國知識界通常被劃分為了“自由主義”和“左派”兩大陣營，尤其以前者聲音為大。一方面左翼觀點常被污名化，在公眾心目中與極左本質上區別不開。另一方面，市場的作用不但被高估，而且又往往與特權捆綁在一起。兩派的爭論其實造成了一種假象，好似世界上只有“市場經濟”或“計劃經濟”兩種形態，并認為計劃經濟不自由低效率，所以只能支持市場經濟并接受轉型期的不公平現象。
實際上，近百年來，世界上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資本和市場有效性的質疑從未停止過。超越資本主義的新形態經濟實踐悄然興起，如西班牙小鎮蒙德拉貢，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實行合作社式的生產和生活形態，并且非常成功。他們不需要統一的意識形態，統一的信仰，但仍然有比資本主義還高的生產效率，卻悄悄實踐著社會主義國家所承諾的公平正義、共同富裕。
蒙德拉貢等很多模式目前都被歸為“社會經濟”，相比于市場經濟，社會經濟的要旨應該包括以人為本、立足社區、互助合作、民主參與、人與土地的和諧共生、生產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解決民生問題、多元化的社會所有制。相比市場經濟他能更好地克服壟斷，相比計劃經濟缺乏靈活性和官僚主義管理，工人的積極性和自主性不足，它又可以更好的民主參與彌補。
對公平正義和發展都有很高要求的中國，尤其需要這類“社會經濟”的探索實踐。所以我們主張，經濟的發展必須回歸社會，將市場經濟逐漸向社會經濟轉變。立足農村社會現實，真正推動和扶持多元化的經濟模式，在農村社會的原有基礎上培育工業化與城鎮化，而不是任由資本侵入，剝奪農民僅存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
當然，這一切的基礎是還權于民，而不是憑著把土地的產權還給農民的同時，轉一下身，就交到大財團那里去。個體的農民難以與財團對抗，只有在自由的基礎上聯合，才是正當地、合理地和有效率地發展社會經濟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