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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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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住房公積金再次成為眾矢之的。政府原本意圖通過采取金融互助方式提高全民購房支付能力的住房保障基金，因各種限制使用門檻，被指已淪為“劫貧濟富”的工具。
實踐中，因此衍生出的種種亂象也日漸呈現。加上從繳納之初就顯示的不公平，以及公積金高結余高貶值的現狀，許多民眾都情不自禁地概嘆：公積金，想說愛你不容易。
改革公積金制度已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實踐中，各地方政府也已作出了許多探索。但對于公積金制度的未來到底何去何從，學界仍存在不同的意見。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買不起房，公積金就只能“沉睡”在銀行里。有數據顯示，房價處于高位的北上廣，公積金的“沉睡率”在10%至15%之間
如果當初能把那10萬元住房公積金提取出來，王琦說等待孩子的會是一間溫暖的寶寶房，而不是現在簡陋的出租屋。
10萬元的鴻溝
2009年，在北京工作的王琦看上了房山區的一套兩居室，總價140萬元，因為王琦和丈夫的公司都在豐臺區六里橋附近，所以房山區的這套房子，在他們看來無論從環境還是價位上都還算滿意。
這套房子的首付款要40多萬元，王琦和丈夫想盡辦法好不容易湊足了30萬元，只差10多萬元就可以買下自己人生的第一套房了。
然而，剩下的這10萬元卻成了他們無法跨越的鴻溝。就在王琦和家人想辦法的時候，房價突然一路飆升，幾個月的時間，10萬元的差距就變成了20萬元。
讓王琦難以釋懷的是，當時自己的公積金賬戶上明明還“躺”著十多萬元的余額，卻由于還沒有買房提取不了，只能就這么眼睜睜地看著房子漲價自己卻無能為力。
彼時的北京，正在醞釀公積金新政，擬批準把公積金作為家庭購買政策性住房時的首付款。但王琦購買的是商品房，自然不在此新政調整之列。
其實，像王琦這樣的年輕買房族幾乎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具備公積金貸款資格的人在買房時因為付不了首付款或其他原因不能選擇公積金貸款，使公積金“沉睡”而沒有及時有效地幫助他們解決剛需。
沮喪的王琦也許不知道，這項從1999年至今已實施了15年的制度面臨著諸多的質疑。
面對現在的房價，王琦說只能用“望洋興嘆”來形容，還有3個月就要做媽媽的她，因為一直買不了房子，開始考慮要不要回河北老家，“再讓孩子跟著我們東奔西跑地租房，想想都覺得難過。”王琦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在銀行里“沉睡”
根據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住房公積金是指國家機關、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及其他城鎮企業、事業單位、民辦非企業單位、社會團體及其在職職工繳存的長期住房儲金。
條例明確指出，職工個人繳存的住房公積金以及單位為其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實行銀行專戶存儲，其所有權歸職工個人所有。
對于很多人來說，存在銀行那里的公積金并不是個小數目。
以北京的繳存比例來算，個人繳存12%，單位也繳存12%，這相當于個人工資的24%被作為長期的低息存款。以夫妻雙方來計算，則意味著一個家庭有近四分之一的收入被閑置。
雖然北京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給出12項情況下可以提取公積金，其中包括購買房、大修房、租房、出境定居、離退休、重大疾病等，但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買不起房，公積金就只能“沉睡”在銀行里。
以租房為例，北京住房公積金網上明確規定，因支付房租首次提取住房公積金時應備齊房屋租賃合同、房租完稅發票、個人身份證及銀行儲蓄賬號。其中，完稅發票須由房主攜身份證、房產證到地稅部門申報、對出租房屋繳納稅款后方可獲得。
劉洋，中國傳媒大學畢業3年，在北京市海淀區某事業單位工作，因為收入與房價的巨大懸殊，劉洋近幾年還沒有考慮買房，所以他也從來沒有想過目前公積金對他能有什么價值。
一年前，劉洋聽同事說租房也可以提取公積金，“與其讓公積金躺在賬本上睡覺，還不如解決眼下燃眉之急。”劉洋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可是，他每次想提取公積金都被卡在了兩個條件上，一是房屋租賃合同要在房管局備案；二是提供房屋租金的發票。
“我基本上找不到在房管局備案的出租房源，我現在的房東一聽說要去房管局備案就直接讓我重新找房子，更不要提納稅發票的事了。”劉洋說。
劉洋的房東對于他提出納稅發票的事情很是反感，反問劉洋：“我周圍的租戶都是簽個合同，開張收據就行了，要是開發票的話，稅費該由誰來承擔？”
“繳納租房所得稅后，我這個房子就得在財政局和稅務局那邊備案了，那還不得年年都要繳稅了？”該房東說。
現實中，同樣想法的房東不在少數，很多房東為了避稅，不去房管局備案，自然也無法提供房租發票。
據了解，在以租房名義提取住房公積金時，只有由地稅部門開具的發票才能被作為合法有效的證明材料。房東要獲得發票，必須在房管局登記備案，并繳納稅費。
劉洋說：“讓房東提供發票最終的結果只能是房租提高，稅費轉嫁給租房人。”
法治周末記者在房屋中介機構處也了解到，很少有人在租房的時候考慮用公積金支付房租。
北京市朝陽區鏈家地產的一位工作人員對法治周末記者說，提取公積金用于租房的政策實施以來，來門店找房或者咨詢的人很少提到它。大部分人對此不了解，有些知道的人覺得該政策要求比較嚴，自己并不滿足相關條件。
而據業內人士分析，無法提供房屋租賃合同及其備案證明、房租發票的租房者不在少數，發票綁住了用公積金支付房租的“手腳”。此外，提取公積金支付房租，會影響到將來買房時的貸款額度，這也是應者寥寥的一個重要原因。
遭遇同樣尷尬的人并不在少數，隨著房價逐年升高，每年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加入了租房大軍，但公積金對于他們來說，只是一個每月遞增的數字概念而已。
一方面是高房租的壓力，另一方面又是高房價的壓力，對于買不起房的中低收入人群來說，租房幾乎成為他們使用公積金的唯一渠道。然而，由于現實操作的不可行，這部分人群的公積金幾乎沒有使用的機會。
“濟富不濟貧”
公開數據顯示，2010年至2012年，房價處于高位的北上廣，住房公積金累計繳存余額持續走高。2012年，北京、上海高達1800多億元，廣州880多億元，三地公積金的“沉睡率”在10%至15%之間。
“繳費者得了病之后無法用自己的公積金作為救命錢，倘若有幸病死了，恭喜你，可以提取公積金買墓地，而且是一次性提取。”在今年廣州兩會期間，廣州市政協委員曹志偉一語驚人，道出住房公積金繳納者“交錢容易提取難”的困境。
作為一項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公積金的設計初衷是“高收入者不補貼，中低收入者較少補貼，最低收入者較多補貼”，從而讓普通職工特別是中低收入家庭買得起房、住得上房。但在現行制度安排下，住房公積金制度卻陷入“濟富不濟貧”的怪圈。
在北京工作的劉淼今年3月剛領了結婚證，她和丈夫正在申請北京自住型商品房，而位于北京市朝陽區高井地區的房子，均價是22000元，一套89平方米的兩居室，價格要接近200萬元。
目前北京住房公積金貸款單筆最高額度為80萬元，信用等級為3A的貸款人最高可上浮30%，達到104萬元。但在具體審核中，還要根據有關公式計算，考量還貸能力等，最終能否貸下來，能貸出多少，并不確定。
這就意味著，劉淼和丈夫至少要拿出120萬元的首付款，這還不能考慮日后裝修的費用。 “80萬元的公積金貸款額甚至不到房價總額的一半。”劉淼無奈地說。
算來算去，劉淼不得不選擇公積金+商業貸款的“組合貸”。“不僅手續增加一倍，還要付出更多的貸款利息。”
而劉淼的一個同學，因為家境殷實，已經準備在北京海淀區購買第二套房子，為即將上學的孩子準備學區房。
“中高收入人群有能力支付首付，即可貸款提取，造成的狀況是富人優先用了窮人的錢低息貸款購了房。”曹志偉在提案中指出，低存低貸的方式，造成現在多數繳存人的貢獻成為少數人的福利，進一步拉大收入差距，住房公積金背離其設立初衷，成為“劫貧濟富”的工具。
有分析稱：高收入階層的購買力本來就強，他們反而利用了買不起房者繳納的公積金、以較低的利率貸款買房。
在媒體做的一項網絡問卷調查中，有58.8%的受訪者認為，現有的住房公積金政策扶持中低收入者購房的目的效果并不明顯，相當數量的中低收入者還是買不起房；甚至有22.5%的受訪者感覺“沒有任何幫助”。
由于公積金提取難，導致公積金套現亂象叢生，公積金套現成為一個幾乎公開的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