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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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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朱成堡，浙江大學建筑學研究生，英國威爾士大學MBA學位。曾在蒼南縣規劃建設局任職，發表《溫州農村民居的區域文化特征》、《房地產項目策劃應關注人文要素》、《600年傳統產業的現代轉型》等論文多篇，散文《半空露臺上的“天雞”》獲“2013年度中國散文年會”二等獎。
鄉村是國人心目中一個沉甸甸的美麗詞匯。傳統農耕社會，鄉村的數量與規模遠遠超過城市，過去說10億中國人8億在鄉村，迄今依然有6 — 8億鄉村人口。歷史地看，城市由鄉村膨脹，市民由村民演變。鄉村的確相對貧窮，鄉村也的確相對美麗，鄉村更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本世紀初，以晏陽初和梁漱溟為代表的有識之士掀起了“鄉村建設運動”，至1930年代曾達高潮。1950年代后的合作社與人民公社化運動，雖說也是新一輪的鄉村建設，但實質是鄉村政治與經濟組織的重構，對鄉村社會文化形態并未產生根本影響。1980年代后的30多年來，伴隨著城市化進程，鄉村的失落與重建再次跌宕起伏，但失落遠大于重建，乃至于可以說，近30年來中國傳統鄉村物質和非物質文化被經濟大潮淹沒的程度遠甚于文革10年。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著名作家馮驥才耗費10年時間四處奔走，為鄉村的文化失落不斷呼號。他在《傳統村落的困境與出路》一文中公布了調查的數據：單從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間，全國自然村消失了90萬個，等于每天至少消失了246個村落，不禁令人扼腕嘆息！
過去的鄉村很美麗
過去蒼南縣的鄉村數量眾多且美麗多彩。
在我的生長地，蒼南母親河橫陽支江上游的橋墩水庫西向，沿著溪流北岸的向陽地帶綿延40公里，依次有沿沙、坑口、礁灘、碗窯、下垟、矴步頭、滕垟、莒溪、天井等村落，其聚居人口累計超過6萬，都是明末清初從福建移民來此，沿著溪流拓荒創業而定居成村的。這其中，大者后來為鄉，如碗窯、矴步頭、滕垟、莒溪、天井；小者為村，如沿沙、坑口、礁灘、下垟。這些村落往往是村外有村，小村圍大村，大村帶小村，如碗窯周邊就圍合著為其提供制瓷原料高凝土與燃料柴木的20個附屬自然村。這些村落形態也各具千秋，有手工藝專業村落，如碗窯、下垟；有工、商、農兼業村落，如矴步頭；有農、商兼業村，如莒溪；有農、漁業村落，如滕垟，其余的皆是單一的農業村落。
農耕社會的國人皆澤水而居，水流多大，聚居范圍就有多大，大江大河便成城市，小河小溪僅成村落，橫陽支江上游村落也概莫能外。不難想象，始遷祖們沿溪定址，村落坐北面南，閥木筑屋，沿山而建，墾平地為田畝，開緩坡為山園，種糧糊口，砍柴為燃，過的是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農閑聽聽漁鼓看看布袋戲，也打打牌喝喝酒，不覺財富多寡，不思外移升遷，自有其樂融融，可謂生活清貧，精神安逸。
慢慢地，村落人口繁衍多了，外村人也會被吸引搬遷而來，房屋就會增建，村落就會擴容。那時不存在什么注冊規劃師和建筑師，也沒有資質等級的施工隊伍，村落遠離縣城七八十里路，官員也不會騎馬或走路來指手畫腳。但村落有長老，慢慢地也會有士紳，士紳者為家道殷實、子女頗有出息、略通文墨之村莊德高望重者也，往往士紳就是長老。那時也有風水先生，還有木匠、石匠與泥瓦等諸工匠。長老士紳請來了風水先生，懷揣村民公共意愿，沿著村落里里外外走動，端著羅盤比比劃劃商議。溪邊要做一條多大的堤壩，以擋洪水保田園？道路建幾條、建多寬多長、如何走向？溪水山泉怎么筑圳引入村落供村民飲用洗漱滅火？新建房屋怎么定界朝向規避犯沖？安排妥當后，就由請來的工匠在腦子里勾畫藍圖，擺出造價預算，大伙當場交流認可后，工匠師傅就召集一班徒弟開工承建了……慢慢地就有了功能齊全像模像樣的村落小社會了。這過程，士紳長老、風水師、建筑工匠三位一體，就是鄉村建設的全部力量。正是他們，創造了帶有浙南鮮明地域特色的“山地三合院”木構建筑，使美麗村落歷經數百年而得以留存。
且不說碗窯村4水圍合；左、右各有大小瀑布，上水圳下溪流，成口字型裹住上窯、下窯與半嶺三部分；房舍沿山拾級而上，鱗次櫛比，宛若山城；村上首引自西側瀑布，鑿巖筑圳入村過戶，兼備陶瓷產生流程的水碓動力、居民生活飲用、消防滅火三大功能；村莊山道盤轉縈繞，枝杈密布，相互溝連；上窯、下窯集資共建廟宇戲樓匠功獨到，精美絕倫；碗窯先祖還廣植松、柏、樟、楠等當地適宜的風水名樹，又筑魚塘、豎旗桿、立“天燈”——木制路燈；一個萬人陶瓷藝工村落，窯火與炊煙白晝交替，流水潺潺與水碓聲聲互響；古木參天竹林掩映下，挑柴者、挑碗者、購碗者、售貨者，腳踩光滑如鏡的鵝卵石古道穿梭往來，村口溪流竹排長行，上游運進捆扎柴片，下游運出繩綁瓷器；村舍風光別有一番情趣，堪稱美輪美奐；盡管如今村落規模僅剩三分之一，昔日風貌也依然可見一斑。
矴步頭村地處三條溪流交匯處，是“三水匯源”的風水寶地。水聚財，矴步頭人善經商，村民用財富在溪灘上建起了石構矴步，與街道相連，溝通村落各部；溪邊廣植宜水櫸木，蔚為壯觀，迄今合圍古櫸依然“健在”；引來溪水入平地下，做下沖式水碓之動力，與碗窯山地上沖式水碓各成特色，皆是因地制宜；村落平原與山地房舍相接，溪邊廣筑綿延堤塘；先祖謝傳玉取“廣昌”商號，經營“墩門”牌茶葉煙葉得法，收獲巨資，分別與清道光7年（1827）和清咸豐6年（1856）率四兄弟，先后建成了上、下廣昌豪宅，下廣昌尤為精美，可惜1957年除夕失火焚毀，剩下的上廣昌三進三落，圍墻、宅庭、花園皆備，堪稱浙南傳統建筑典范。
莒溪是山鄉集市貿易村鎮，有獨具一格的“水圳”街景。村落沿溪向北退后數十米定址建宅，屋分兩排，中設街道，街道就地取材，用溪灘鵝卵石砌就，與溪平衡，長則近里；街北又沿山筑屋，梯次面溪；可贊可嘆的是街道中間開有米余寬的水圳，引上游溪水汩汩流淌，兼備日常生活飲用洗刷及消防之多種功能；為便于跨圳，且顯美觀，莒溪人于水圳相隔數米鋪就石板成小橋狀，故惜時，當莒溪人炫耀家鄉的豪奢等級時總會笑稱，我們莒溪有幾十條橋呢。舊時每日早市，石街水圳旁，人煙如織，山民販出自產山貨、購進家居生活用品用具，其景象儼然酷似一幅小小的“清明上河圖”……
誠然，舊時鄉村依山傍水，樹木茂盛，翠竹成林，房舍既規整劃一又錯落有致；一村一樣，各顯姿態，別具韻致。
能不懷念她的美麗？
逃離后的鄉村很丑陋
橫陽支江上游人口的逃離和村落的消亡起始于1950年代的橋墩水庫建造。它首先使庫區的沿沙、坑口、礁灘和碗窯的下窯部分的“三合院”房舍消失殆盡。第二輪是伴隨著1980 年代以來的經濟開發搞活和城鎮化建設進程，村落人口一撥一撥地向上一級城鎮遷移。逃離的村民，幾乎遺棄了老宅，遺忘了村落。有逃離也有回歸，還有山上附屬村民向下一級中心村的遷移；也有回歸的村民基于對先祖遺產的“弘揚光大”，又要仿照上一級城鎮的新建潮，進行老宅翻新，老村重構。鄉鎮政府層面更是躍躍欲試，畫線描格，批售宅基地皮，聚攏鄉鎮財政，謀劃、新建、擴大、打理原有的村落，一切都抄襲流行的程式，搬用現代的鋼筋混泥土材料，大興土木、土洋結合、半生半熟地搞起了鄉村重建。
然而，重建后的村落今非昔比。
莒溪把房子和街道移出到了緊鄰堤壩的溪邊，房子一律是頂天立地的四五層鋼筋混凝土“火柴盒”，鵝卵石街道被水泥路面取代了，街心水圳沒了，幾十條“橋”消失了，村落木結構老屋拆的拆、燒的燒，不見了。
矴埠頭和下垟，雖然沒有拆光老屋，但是，在公路側、古道旁、臨溪邊也紛紛建起來橫七豎八的“火柴盒”。
村落變得很雜、很亂，也很丑陋。
又一輪鄉村的自發重建很無奈
進入世紀之交，橫陽支江上游的鄉村山民們伴隨溫州“走出去”經濟的地方傳統產業——礦山井巷業的發展，富裕了，涌現出了一波老板階層，于是乎，鄉村又迎來了新一輪的重建潮，這一輪完全是富裕后的村民自覺自發的民間行動。
帶有“光宗耀祖”、再現昔日輝煌意愿的鄉村山民是可贊的，出身山民的老板更是可歌可泣的。他們回報家鄉，饋報家族，重構鄉村文化的善心很重，行動很堅決，掏錢很大方。
鄉村在老板層慷慨解囊的資本主導下，在一批“新貴”的主持下，將一大批原有的上百年歷史的祠堂拆掉，新建擴建得更加富麗堂皇。雖然沒有像橫陽支江下游的毛氏家族將祠堂建成了三進三落、內矗四五米高領袖石雕塑像、外立一對華表的“毛澤東紀念堂”，后被政府干預而吊走塑像改回宗祠名的喧鬧；雖然建筑型制也算仿古，但框架結構用的是鋼筋混泥土，大歇山頂罩又是純木結構，古今混搭，真擔心再來一次“桑美”臺風會不會把整個歇山頂端走。滕垟建成了寬敞的水泥澆筑“環城路”。莒溪投資500多萬元建起了公園；原先僅有一兩米高的鐵鑄“沉香塔”倒塌毀壞數十年后，被新建的數十米高的石塔取代；小山坡上的公園里有了十來座石亭，是一位老板認建一座。矴步頭依原樣復建了被洪水推走的百齒丁步，重修了溪塘，倒是做的精致，無可挑剔；但繼建起了七八米寬的平板橋后，又在三條溪邊新建了三座恢弘氣派的石亭，還準備也要把謝氏祠堂復建得更加“高大魁梧”，以引人注目，彰顯族人的氣派……
這一輪鄉村自發重建是鄉村新貴們慷慨解囊的自覺行動；作為鄉村政府卻是采取無為而治，退居二線，當起了道義上的支持者。這時候，資本是權威，老板說了算，鄉官們對怎么建，建什么，又說不出個道道來，退避三舍，獨享不費氣力的政績，倒也樂享其成。這一輪重建也的確令鄉村山民挺胸抬頭，揚眉吐氣，精神大為提振，但面對村落全貌，卻是局部仿照城鎮，其余生態環境依舊臟亂，新舊穿雜，土洋混搭，上不了倫也歸不了類，喚不回昔日鄉村的歷史脈絡與文化精魂。
鄉村原有的美麗依舊不再，又只能是一聲無奈的嘆息。
鄉村的重建也許可以更美
鄉村依然是中國大地的主要人居單元，城市化也并不代表著非要使鄉村徹底消亡。面對城市大建設大發展后的一致國際化、一致趨同化，導致了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幾近消失殆盡格局，或許鄉村重建能夠成為傳統文化，至少是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最后“避難所”。
新時期中央將實施城鎮化新戰略，有別于原先的城市化模式，新時期的城鎮化道路，已被各方專家解讀為是一種大城市、中小城市、村鎮共同協調發展的“新型城鎮化”，浙江省政府已經拿出了2.5億元，要用三年時間保護好歷史文化村落。也許鄉村的整治重建在不久的將來又會成為新一輪的普遍行動。
鄉村重建究竟怎樣才可以做到更美麗，這是感受過鄉村生活的國人都會關心矚目的。
完全由鄉鎮政府操刀，尚欠火候。且不說，如今早已未能“教育”出如當年蘇東坡、白居易于杭州郊區鄉野整治西湖時所建的蘇堤和白堤，歷經千年一并而成世界文化遺產那樣的地方官員，就是有點傳統文化或者美學修養的政界人士如今也是翎毛鳳角。持續的城市化進程結果，已經留下了“千城一面”的鋼筋混泥土塔林詬病，要是再由“急功近利”者整出個“萬村一色”的鄉村畫面，豈不重蹈更大的覆轍；花巨資聘請名為專家實為“磚家”者來做走馬觀花式的拷貝式“規劃設計”，得到的也只是畫地圖涂顏色的精美電腦文本。
當地老板的慷慨解囊是不可或缺的。完全由他們的資本說話，也定然產生豪奢庸俗的仿照品，與當地文脈格格不入，而成破壞性建設。
要想恢復中國大地的美麗鄉村記憶，還得恢復記憶中的傳統鄉村建設范式。幸好如今鄉村有別于城市之處就是傳統文化還有一絲的“茍且殘存”；村落里年逾花甲的風水先生、工匠師傅以及新的紳士長老還有依稀健在者。鄉村重建何不來個多位一體：鄉村政府主導，鄉村老板掏錢，鄉村士紳長老擔任顧問？當然能有類似羅哲文、阮儀三輩的真正學者操刀再好不過；本地的文史土專家的咨詢也是不可或缺；向當地“美麗”記憶長存腦海的德高望重者討教更是免費的近水樓臺。接下來，就是必須拋開習以為常的從西方抄襲過來的“淺表皮毛”、且與鄉村水土不和的當代規劃建設體制，重新請回風水師和工匠，按著長者的歷史記憶，就地取“才”——人才、更要就地取材——材料；該保護的就原封不動地花小錢由當地工匠維修，該按原樣復健的非文物建筑物，就地地道道、原汁原味地按原工藝去做；該修橋造路和改造環境的也按“天人合一”的協調性原則、鄉村特色予以新建規整；如此一來，且不說省卻了大筆被中間機構盤剝的銀子，單就工期、功效就能大大縮短與提高。套用一個流行詞匯，這是“必須的”。
恢復鄉村美麗記憶，如能再進一步，把鄉村的傳統社會生活、生產形態、民間藝術部分地恢復起來，比如，把碗窯的窯火燒起來，把作坊的陶鈞轉起來；把矴步頭的茶行重新開起來；把莒溪水圳街以及兩旁的糕餅食品店恢復開張，讓山民每天都能就近趕集交易；再把鄉村的美食和民間藝術展示出來，迎接城市居民們的游覽觀光體驗，那是再美不過了。
也許，只有如此這般，才能使鄉村重建變得更美麗，才能喚回年長者的美好歷史記憶。其實這也不僅僅是恢復美好記憶而已，它更重要的是能夠搶救留存下生態鄉村的、民族民間的、地域特色的、別具一格的、美輪美奐的、真正的美麗鄉村文化。
但這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寫到此，我想起了2011年，有兩個叫歐寧和左靖的文化人就以極大的熱情聯合詩人、藝術家組成共同體，來到安徽黟縣的碧山村開展了名為“碧山計劃”的鄉村建設運動，他們回歸村落生活，挖掘鄉村“土著”文化，策劃加以傳播，又使村民就地城鎮化。又想到了在蒼南駐京辦就職時，鄉賢書法家謝云先生多次眉飛色舞與我講起童年記憶中橋墩（水庫所在地）山水的靈氣、村落房舍的秀美和美食的精巧，說自己跑過世界很多地方都難能與之比擬，將來要讓孫子去恢復重構，說完他爽朗一笑：“這是我詩人的浪漫”。
我不是詩人，但也許我期盼鄉村重建的美麗回歸訴說也只是一種浪漫情結，仰或是一種烏托邦式幻想。然而，傳統鄉村的美麗的確不可或缺，那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一種地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