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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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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上市公司遭罰公開致歉的違法事由數據看，公司受罰原因主要集中于虛假信息陳述；而這已是一個屢禁不止的老問題了。為了治此頑疾，行業協會自律、行政處罰、證券民事賠償之訴，監管部門可謂十八般武器都用上了，可始終收效甚微，證券市場虛假陳述之風難遏，除了既有制度不完善外，最重要的還是我國虛假陳述的違法成本過低、相關制度，尤其是違法退市制度、虛假陳述刑罰制度及司法救濟之訴不夠嚴苛和剛性，導致虛假陳述在既有法律框架內惡性“自體循環”。
以科達股份虛假陳述案的處理結果為例，該公司在2006年至2009年間集中在“財務做假”、“虛假陳述”和“信披違規”三個方面的違法事實計有八項，違反了《證券法》第六十五條、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的規定，因此公司分別受到警告，對實際控制人及其他十幾名公司原任“董監高”的警告及3至30萬元不等的行政處罰。
相較于科達股份多達八項的違法事實及其財務做假情節，區區幾十萬罰款以及似乎有點輕描淡寫的警告及市場禁入的處罰結果，可能讓很多市場人士及投資者感到不滿意——“太輕了”，有點像隔靴搔癢。但客觀說，這已是監管部門依據現行《證券法》及相關法律規范所能給予信披失范違法主體較重的處罰了。
《證券法》第193條規定，發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義務人未按照規定披露信息、報送有關報告，或者所披露的信息、報送的報告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并處以30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警告，并處以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的罰款；發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義務人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指使從事前述違法行為的，依照前述的規定處罰。顯然，《證券法》既有的規定很難達到震懾違法、殺一儆百的效果，其結果也很難阻止A股市場信任危機的持續發酵。
近期頻頻曝出的招股說明書虛假陳述騙取發行丑聞，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這個問題。如果一個擬上市公司在上市前有負面信息需要披露，或者該信息即刻披露可能導致公司失去上市資格的法律后果，則擬上市公司及相關責任人在衡量利弊后，基本上都會選擇暫時不予披露或虛假陳述，而是會安排在公司上市獲批、公司上市之行“生米做成熟飯”，再發布重要負面信息或對原不實披露信息予以糾正，因為這時候即使監管部門再追究責任，也已無關宏旨了。
“法貴乎信，終于守”，在誠信缺失、“粉飾之風”難剎的新興證券市場，沒有嚴厲的信息披露法律約束，沒有法律責任大到相關違法者不得不避其鋒刃的信息披露法律規范，再多的信息披露規范性文件及再多的所謂“嚴格執法”也于“市”無補。畢竟，若法律本身寬疏，那么執法再嚴也不在點子上。
鑒于我國現有《證券法》等法律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規違法行為規定的行政處罰力度不夠，加上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的欠缺，筆者以為，治市必用重典。政府有關方面必須對癥下藥，強化相關信息披露法律規定，從法律源頭上提高法律的懲治力度，對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失范或故意披露信息做假行為，不但要像處罰科達股份及其“董監高”這樣追究其行政責任，還應賦予投資者“集團訴訟式”的民事索賠權，以減少投資者的維權成本，并追究信息披露失范情節嚴重的上市公司及相關自然人的刑事責任，情節惡劣的上市公司可直接在刑事宣判時宣布公司退市或進入破產重整程序。（李季先 北京市萬商天勤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