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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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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家史里斯·博克說：“信任是我們必須保護的東西，因為它就像空氣和水源一樣，一旦受損，我們所居住的社會就會土崩瓦解。”“土崩瓦解”尚不至于，但社會缺乏誠信、公眾互信度低釀成的苦酒，我們算是嘗夠了。當一個社會到了老人跌倒在地路人都不太敢扶的境地，這個社會誠信恐怕也到了應該反省與重構的時候了。
按一般的分類，社會誠信包括政務誠信、商務誠信、個人誠信。三種誠信，雖有交集，然而主次、輕重、先后的界線還是明晰的。政府既是社會信用的制定者、執行者和維持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整個社會誠信的風向標，這種定位決定了政務誠信是社會的第一誠信，處于整個社會信用體系中的核心位置。霍布斯曾指出，信用和信任是政府和社會秩序的主要原則基礎。如果第一誠信不復存在，整個信用大廈就會轟然坍塌，企業誠信、個人誠信都無從談起。有一句老話，“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干部”，表達的就是這個道理。
然而，令人尷尬的事實是，在某些地方或部門，政務誠信口碑皆不甚佳。《小康》雜志201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逾70%的受訪者表示不信任基層政府，而地方官員則被80.3%的受訪者評為信用最差的群體。最該講誠信的，反而成為公眾心目中信用最差的群體，實在是一種反諷。
反諷的背后，難以掩蓋的事實是：一些地方政府、地方官員在行政過程中，忘記權為誰給、權為誰用的原則，拋棄公正、中立、理性、無私的行政宗旨，濫用公權，盲目決策，越位與錯位，暗箱操作，損害群眾利益……都在不同程度損害了政府的形象與公信力。
當前，中國要最終化解這場愈演愈烈的社會誠信危機，力挽社會誠信下滑的頹勢，政務誠信這個“帶頭大哥”責無旁貸。解決政務誠信，一靠規則，二靠監督。美國學者福山認為，東方與西方在誠信方面的區別主要在于西方的誠信是靠諸多法律、規則、制度和宗教信仰，而東方則是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當社會越來越復雜，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轉型，靠人際關系去維持的信任便變得不再可靠。因此，誠信重構，必須增加法律、規則與制度供給，提高誠信收益，增大失信成本，使得守信符合成本與效益成正比原則。
政務誠信，必須脫離自說自話的封閉體系，置于整個誠信體系中，才能相互監督，互相促進。換言之，要提高政務誠信，要創造條件讓民眾廣泛參與政府公共事務的決策與監督。如此，才能確保政務誠信建設與維護有足夠的約束力量。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政務有誠信，商業誠信、個人誠信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