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3-05-07 12:38:35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董文
在國務院的城鎮化綜合規劃出臺之前，如何推進城鎮化有不少爭議，但已經形成的基本共識是，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于農民的市民化。
2012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2.57%，稍高于52%的世界平均水平。但對于這個以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人數為基準的統計數據，大多數專家并不認同；而如果以戶籍人口論，中國的城鎮化率實際僅為35%。
統計數據顯示，目前中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數量在1.6億左右。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看來，農民工如果不能平等的享受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在其進城之后不能做到“有活干、有房住、有學上、有保障”，就不能稱之為農民工的市民化。
剛剛結束的第77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上，各方專家就農民如何市民化的問題激辯，其中又以存量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有多少，如何核算的問題爭論最為激烈。
1.8萬億元解決存量
根據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的測算，如果能打破政策與體制的掣肘，中國的城鎮化率每年可以提高1.5~2個百分點，到2020年，實際的人口城鎮化率可能接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
而在這一過程中，推進已經入城的農民工市民化，既是提高城鎮化質量的需要，也可為城鎮化積累實際經驗。因而，這也就成為一個首要問題。
“現在已經有1.6億農村人口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但并沒有成為真正的市民，因此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這個存量的問題，究竟如何在公共服務方面實現同城待遇?！必斦控斦茖W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表示。
馮俏彬認為，要完成農民工的市民化，需要將其納入到城市公共服務體系，這其中必須由政府支付的新增財政資金，就是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政府承擔的成本。
由此引出政府所承擔的成本，主要包括隨遷子女的教育成本、社會保障成本（養老、醫療、最低生活保障）、保障性住房、就業成本等，而農民工與企業所承擔的成本不再考慮。
依照此口徑，以2011年的不變價格計算，她指出將現有1.6億已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工市民化，總成本約為1.8萬億元。
在這1.8萬億的總成本中，有將近1.4萬億將用于保障性住房，是政府新增支出的最大部分。此外，隨遷子女教育、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成本分別為3214.70億元、938.13億元和155.07億元。另外，由于新農合在農村地區已經廣泛覆蓋，參合率高達97.5%，因此政府在醫療保險上的支出并不會顯著增加。
這個測算數據，引起了諸多爭議。有專家認為其核算的成本太低，但也有專家認為實際需要的成本可能更低。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表示，按照其設定的統計基數，實際成本可能更低，因為已經入城的這1.6億人當中，并不是完全沒有享受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
以隨遷子女的教育投入為例，有很多農民工子弟學校已投入使用，“其實只要維持這些學校的運轉，恢復以前的財政投入水平，就已經可以解決問題了，并非要重新投入去建校舍。”
重在結構調整
“我們成本計算的方案，還需要加入不同的變量，比如擴展一些基數，提高一些標準，這是后期要考慮的。”馮俏彬說，這1.8萬億解決的是存量的問題，而每年新增的進城人口，還會讓城鎮化的成本不斷上漲。
那么，城鎮化的成本是否無法承擔？馮俏彬認為，可以將市民化的時間跨度拉長，并考慮到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多個不同主體來承擔，“這個成本不是不可承受之重”。
以目前中國財政收入保持15%左右增速來估計，馮俏彬認為，如果將時間跨度拉到2020年，每年的成本為2261.45億元，在財力上是完全可以承擔的。
不過，這里面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需要明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責任分工，“我們需要調整相應的轉移支付公式，特別是調整轉移支付系數、比例等等一系列方式，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來提高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以中央和地方承擔成本看，中央政府負擔的主要是隨遷子女的教育以及養老保障，合計4152.83億元；地方政府承擔的主要是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合計13938.75億元。
盡管在保障性住房方面，已經有一個三年投資9000億元的整體設計，但地方政府負債率高企，恐難以承受為農民工市民化最大的保障性住房成本。
馮俏彬表示，可以從錢和地兩個方面對地方進行激勵調劑，地是土地使用指標，錢是指中央政府給的轉移支付，由此釋放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均衡起步的政策信號。
“這個成本真的沒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它到最后實質上就是一個結構調整，結構調整就是一個利益調整?！瘪T俏彬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