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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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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機會出席“上海城市精神與中國夢”學術研討會。該研討會由上海市社聯主辦，上海炎黃研究會等承辦，沈國明、楊益萍、丁錫滿、吳孟慶等50人與會。會上十位學者發言，無不研究深入，加以精心準備，令人大感新鮮、深受教益。
中國夢的實現，當然需要物質建設的基礎，此乃“硬件”；同時，又亟待“軟件”，就是精神力量的弘揚。學者們認為，城市是現代文明的中心和源泉。作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龍頭，上海文明形態所折射出的精神氣質和價值追求，正是目前實現中國夢所亟需關注的。兩位哲學家的發言聚焦于此。上海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陸曉禾強調人的改造和環境的改造的一致性，指出上海城市精神既是上海與全國人民在共同追求中國夢的過程中形成的精神文明成果，也是我們繼續這一追求所需要的精神和價值前提。“中國夢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是簡單的GDP的世界前列排名，根本上應該是我們在倫理價值、精神價值上站在世界文明發展的前列，就像當年的中國以禮儀之邦、文明之邦而著稱一樣。只有在倫理價值精神價值上達到了世界文明發展的前列，GDP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繁榮才具有真正可持續的精神動力，也才是人們心之所向望的。”而華東師大哲學系教授陳衛平的發言則進一步論述，提出構建儒家禮樂文明和近代海派文明互補的文明形態。這樣的互補，包括人際關系上重群體和諧與重個體界限的互補，道德規范上重家庭倫理與重職業倫理的互補，生活方式上重節儉、重悠閑與重時尚、重娛樂的互補，等等。
中國夢不是憑空而來。它的歷史進程如何？上海城市精神與中國復興的歷史關系如何？都離不開歷史的考察。上海市文史館館長沈祖煒在介紹了近代以來諸多先驅者憧憬的中國富強夢之后，特地舉出胡愈之任總編的《東方雜志》于1933年的第一號“新年的夢想”專輯，從各地來搞中摘登了142人的“夢想”，包括普通讀者和知名人士。鄭振鐸憧憬的是，“將會把若干年帝國主義者們所給予我們的創痕與血跡醫滌得干干凈凈”。金仲華夢想中的中國“已經通過了歷史中的變亂期而踏上新生的道路”，“每個人可不必愁慮生活的問題，饑饉和死亡不再追襲著大部分的中國人”。很多人的夢境更為具體而可觸摸。比如，有人夢見走進中國的大城市就“大吃一驚”，因為是“沒有看見一只外國兵艦”、“沒有看見‘紅頭阿三’”、“沒有人吃鴉片”。還有人夢見“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所規定的鐵路系統的最后一部分得以完成”，全國“五百六十縣治間的公路網也完成了”。周谷城的夢更實惠，他夢見人人用上了抽水馬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今，這些夢業已或正在實現。可見在智慧勤勞的中國民眾手里，讓夢想成真，是歷來如此。而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熊月之，關注的是上海城市精神的由來，指明其從海納百川、見賢思齊到自治法治、契約意識、理智愛國，種種理念無不基于“近代上海是中國與世界接觸的前沿，是中國人了解世界的窗口。上海人作為各地移民的集聚群體，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的精英薈萃”這樣一個歷史事實。近代中國眾多科學理念、進步思想往往在這里醞釀、生根，隨后日漸影響到內地的大小城鎮乃至窮鄉僻壤。
上海城市精神不是一種靜態的存在，而是在時代洪流的激蕩中不端提升。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蔭貴對近代上海實業界的歷史作了深入考察，提出當年實業界形成和秉持的提倡科學、完善服務社會水準、提高產品質量精神尤其是創新發展能力和愛國精神，是近代上海城市精神中突出的方面，也是近代上海成為近代中國經濟發展龍頭的保證。發言中介紹的抗戰時期工廠搬遷內地的諸多艱難卓絕，如記述的“在連天炮火中，各廠職工們正在拼命搶拆機器的時候，敵機來了，伏在地上躲一躲，然后爬起來再拆，拆完馬上扛走。看見前面伙伴被炸死了，喊聲‘噯喲’，灑著眼淚把死尸抬到一邊，咬著牙照舊工作。冷冰冰的機器，每每涂上了熱騰騰的血”；如被稱為中國鉛筆大王的吳羹梅回憶的“在這一年多，我們的工廠在這短短的時間里就拆卸搬動了三次，而且每到一地，哪怕是暫時的停留，我們都設法開了工，且不說工作上的忙碌不堪，僅精神上的緊張程度就足以把人拖垮。我這個一向被認為精力過剩的人，也終于承受不了。到宜昌不久，我染上了傷寒，連日高燒。然而，即使如此，我也沒能安安穩穩地躺上一天，就又工作起來”。精神力量高昂激越，雖已過往70余年，至今聞之動容。
在上海這塊土地上，發揚既往優秀的城市精神，為實現民眾的中國夢作出貢獻，就要求年輕一代提高素養，尤其不可忽略思想道德品質。我認同沈祖煒發言時指出的，中國夢把個人的前途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體現了中華傳統文明特有的家國情懷。“國民素質的提高是實現中國夢的十分重要的保障。這不同于西方文化強調的工具理性，恰恰體現出中國文化關注人文價值和強調人在社會進步中的作用的實踐理性優勢。”
